似乎没有人专门考察过中国高等院校办墙报（也叫壁报）、黑板报的历史，在河南大学，也曾经有过这一校园文化的辉煌时期。50年前，要把手写的字变成印刷的字，且不说铅字印刷，即使在钢板上刻出的蜡纸油印下来的字，对于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时，发表作品的最现实的渠道，就是墙报、黑板报。苏金伞老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当年他在河南大学教书时，尽管已经是教师，仍然乐于向壁报投稿。在如今网络流行的时代，墙报、黑板报差不多成了出土文物，遗憾的是这又是些不易保存的“文物”，注定要在高校的文化记忆中烟消云逝了。
这里标题上写下的“红旗”与“朝阳”，就是当年定期出版的两块板报的名字。
当年的甲排房西侧的马路边是发布《红旗报》的最佳处
“红旗报”是由河南大学中文系学生会与团委主办的大型黑板报，而且在全校享有崇高声誉，从版面设计到文章的品位，以及装饰、缮写的水平，首屈一指。尽管艺术系有着便利的美术人才，但每到全校板报评比大赛，“红旗报”总是排名第一。
“红旗报”办在一块超长、超宽的黑板上，要几个人才能抬动，每月出版一次，遇到“五一”、“五四”、“七一”、“十一”之类的节庆，还要隆重推出专刊。遗憾的是“版权”无法保留，出新的一期，就一定毁掉前边的一期，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有心人拍下过照片，如果没有，那么“红旗”就真的完全沉没在时间的隧道中，永远无法打捞了。
我介入《红旗报》的编辑出版，大约是在1964年，我的职务是“美工”，当时的“美工大师”是高我两届的一位师兄冯铁友，个子高大，面孔黝黑，却有一手画刊头的绝活。当时的《红旗报》算得上豪华版，刊头总是先画在纸上，而且尺寸大，有时竟占满一整张图画纸。冯大师用的画法是“水粉”加“水彩”，有时还要配上剪纸工艺，镶上银线金边，既美观，又大气。我的任务是为文章的标题制作“题头”，也是先画在纸上，再贴到黑板上，只能算是跟着冯师兄打下手。师兄既然是大师，脾气也大，一个小小的题头，往往返工数次仍不获通过，但也由此磨练了我的画功。
河南省出版局前局长刘海程
除了画工，对于黑板报的出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缮写了。用毛笔蘸了白色广告颜料（有时稍微掺上一点钴蓝或柠檬黄，显出版面色彩的丰富），在光滑的黑板上写字，本已不大容易，而且黑板又大又笨重，缮写者要不时变换自己的身姿，站着、蹲着、仰着、俯着，比在纸上写字困难多了，况且一块板报上还不能只是一种字体，要体现出变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点不假，从《红旗报》的缮写队伍中也真走出了后来的几位书法家。一位是高我一届的师兄刘海程，南阳人，当时就眼看着他“魏碑”和“隶书”的功夫在黑板上一天天长进。许多年后，竟出版了自己的书法集，还是隶书与魏碑。大约仍旧是办“红旗报”打下的根基、练出的基本功，后来到省城办大报，当上了《河南日报》的副总编辑。接下来，更上一层楼，一直干到河南省出版局的局长，掌管许多家出版社的行政事务。
著名书法家许挺教授
另一位是我同年级同大班的师兄许祖亭，祖籍山东曹县，他在黑板上的拿手书法是楷书与行书。话语不多，善于琢磨，精益求精。“文革”中“红旗报”办不下去了，他又借抄大字报的机会练自己的字。文革后期他住在一所中学的狭窄宿舍里，我去看他时，满地都是他写过字的废报纸。以“红旗报”为起跑线，他终于成了著名的书法家、中州大学的书法教授，名字也改作“许挺”。从40多年前我们办《红旗报》那时起，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下来，前年他在荣宝斋出版他的书法长卷，还是由我写的序言。退休后，他另辟蹊径跑到江西景德镇，与那里的工艺大师联手，把自己的书法艺术烧熔在瓷器上，一字千金，供不应求。
文字方面的编辑，反倒有些记不清了，因为这档活儿多半做在事先。最初我所熟悉的黄泽生，是我开封一高的同学，那时我们就曾在一起办过黑板报，他比我早一年考进河大中文系。再就是一位低我一届的师妹，一位文静女生，中文系团委干部，后来居上成了“红旗报”的领导之一。当时，中文系里很有威望的教师如王宽行、赵明诸位先生也给板报写稿子，一般同学的诗文要想在红旗报上发表，并不容易，一旦刊出，即荣耀非常！所以，作为板报的总编，也要有过人的才力和识人的目光才行。师兄黄泽生在文革中超常发挥，成了一派组织的笔杆子，他的文章在河大的文革浪潮中一度起到“主沉浮”的作用。年轻的师妹叫郑敏，她也不负众望，多年后成了郑州铁路警官学校的“郑校长”。
我也许对办报情有独钟，这要追溯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汪老师号召同学们给班里的墙报写稿子，我的一首诗歌被选中，被小同学中的书法家誊写到墙报上。那墙报也就一张纸大，我的诗总共四句，现在只记得一句：“四月大麦遍地黄”，版权是否完全属我，还需要查核。然而，这次发表作品对我来说却是一件至今不忘的大喜事，半个多世纪过去，无论后来发表、出版了多少文字，这次“处女作”的发表仍让我留恋不已。
在为“红旗报”画题头的同时，我的办报的热情似乎不能完全释放，于是，就伙同班里的几位室友，办起了自己的板报——“朝阳”。
说起这块板报，就寒碜多了。那只是借了年级阅报室里的一个“报架”，是一张有两个斜平面的报架，每面的大小略等于一张对开的报纸。由班里几位爱好写作的同学提供稿件，稿子就抄写在十六开的稿纸上。负责缮写的是同住室的李钦承，他能写一手整齐的硬笔书法，可怜他毕业不久患上癌症，二十多岁便与世永别。我不但负责编排，而且承担全部美工。记得第一期的刊头是一轮朝阳在满天彩霞中由东边的古城垣上冉冉升起，前景是几株柳树的剪影，那景色几乎就是我们当年生活的甲排房清晨的写实。除了刊头，记得还有插图，是临摹的齐白石的水墨鸡雏。第一期“朝阳”在甲排房的中间的过道上面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的我，就躲在远处，用满怀期盼的目光扫视是否有人前来问津，一旦看到有人光顾，自己的心就先突突的跳上一阵！
作者主编的《生态文化研究通讯》
“朝阳”大约没有出版几期，就倒闭了，其原因，我已不再记得。三十多年后，我在海南大学一手筹办一种内部交流的刊物《精神生态通讯》（后来改称《生态文化研究通讯》），也许就是那时种下的机缘。虽然也不过是几张薄薄的“灰纸头”，但我办的很是投入，而且一办就是十年！就是这份小小的刊物，内部的《通讯》，却得到不少学界同人在国内一些显赫大报上的赞誉、夸奖。不久前，著名生态美学家、山东大学前任校长曾繁仁先生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写到：“鲁枢元于1999年创办的《精神生态通讯》，遂成为我国生态文艺学研究的特有阵地。该刊延续十年，其重要贡献有目共睹。”
附带再说一句，我在郑州大学时指导的硕士生曹元勇，后来做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在苏州大学时，我指导的博士生朱鹏杰毕业后到上海谋职，很快升任《电影新作》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鹏杰曾对我说，编辑刊物的一些基本功还是在协助我办《精神生态通讯》时学到的。由此看来，当年《红旗报》的香火还在持续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