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河大网，每每看到“我在河大读中文”的字样，心里总是一阵激动，纷繁的思绪总会带着我回到40多年前，回到那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
47年前，怀揣着对文学的向往和梦想，我们来到了铁塔脚下。那一届中文系六个班，教室都在十号楼，宿舍都在平房宿舍区，男生住在甲排房，女生住乙排房。我们三班共36人，其中20个是女生，住在乙排房中间对面的两个宿舍里。16个男生，住在甲排房最后一排，与千年铁塔仅一墙之隔。夜晚，我们伴着铁塔的铃声进入梦乡，星期天，我们登上铁塔去触摸历史的风云，铁塔那伟岸的身影成了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在这里，36个同学如同36个兄弟姐妹，朝夕相处，心心相连，1000多个日日夜夜，伴着铁塔的铃声，幸福地吮吸着这座古老学府的深厚营养，也演绎了多少青春的故事，那一个个镜头至今仍历历在目，如在昨天，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容如在眼前。
20个姐妹中，大多是鼠、牛、虎、兔，对面住的10个人清一色属兔，其中就有胡永霞。这个来自大别山的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儿，细白的脸庞，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煞是爱人，大家都叫她“小白兔”。“小白兔”很早没了娘，勤奋、吃苦、爱学习、乐于助人，大家都很喜欢她。后来她找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白马王子，如今一家三口在瑞典工作，生活幸福。谈起大学时代，我们真有说不完的话题，若不是顾及国际长途，我真不想放下话筒。
记得小兔中有一个信阳姑娘叫王红星，不高的个子，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她是我们的副年级长，负责生活。每天清晨五点多，她准时在院子里吹响起床的哨子，十分钟后，此起彼伏的口令声、整齐的脚步声，便吵醒了整个校园。列队出操是每天的第一课，而且坚持得最好、最整齐的便是我们三班了。红星对工作恪尽职守，不出早操的日子，她清脆的哨声仍按时响起在院子里，大家都按时起床，三五成群地沿着操场的跑道跑步，一早上能跑5-6圈呢！最多时，我们跑过10圈。即使是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戴着手套跑步，也没停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学校组织全校越野赛，我们三班全体参加，女子前20名中，我们三班竟占了8名。记得刚出发时，我的一只鞋子就被后边的人踩掉，我干脆甩了另一只鞋子，穿着袜子跑完了全程，还得了个第十六名，现在想起来那个狼狈相还感到可笑呢。
我们的班长叫程淬，是个安阳姑娘，也是只“兔子”，写得一手娟秀好字，很爱学习，读过很多书，也爱写诗，很有文采。我是副班长，听报告的时候我俩总坐在一起，台上讲的什么没听进去多少，倒是你一首我一首的传递着古诗词，有时候还即兴写上几句互相勉励。
那时班里有党小组，算是班里最高领导机构，书记是程二芬，一个属兔的郟县姑娘。二芬年龄不大，却很老练，说话声音不高，常常是一面带笑，却能在笑谈中把各种矛盾处理得很好。毕业后留校任教，伴着铁塔的身影和铃声，我们都曾经历了几年牛郎织女般夫妇两地分居的生活。刚为人师为人母的我们，像亲姐妹一样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度过了成家后困难重重的最初岁月。不久她还是回到老家从政了，后来成了许昌市的广电局长，一个很有影响的女干部。
那时团的活动非常活跃，团支书谢玉娥是个武陟姑娘，高高的个子，不爱说话，总爱不声不响地看书、做事、思考问题，不爱张扬，不爱凑热闹，团支部工作却做得很有思路。毕业时报名去援藏，她却在体检时被查出患了严重肺结核，不得已住进了医院，右肺被摘除了一页。其实，在大别山开门办学时，她就有了感觉，但却没有吱声，她是个很坚强的姑娘。她最终没去成西藏而被留校工作，后来，致力于女性文学和性别文化研究，成果丰硕，成了国内这方面颇有影响的专家。
团支部还有个杨凌，来自周口，喜欢绘画，每次班里、团支部要出板报，我写字，她插图，寥寥几笔，一束花、一个人像便跃然纸上，很是让大家羡慕。毕业后回到周口，由教师而从政，成了市政府法制工作战线上的骨干，业余喜欢文学创作。散文、小说都写得很有味道。
女同学中最漂亮的要算是李雪芹了，长长的辫子，姣好的身材，总是浅浅地笑着。她谦虚好学，写了文章总是诚恳地拿来让我提意见，我视她像小妹妹一样看待。她毕业后到了邢台工作，成了公安局的骨干力量。
还有一个活跃分子“乔儿”，一位来自天津的姑娘——乔桂清，因插队在河南而来到了开封师院。乔儿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高高的个子，心直口快，颇有点大侠的样子，也是篮球场上的主力。虽是城市姑娘，与我们这些农村姑娘们也相处得很好，“乔儿”便是大家对她的昵称。
还有我们二组的王继平，方方的脸盘，总是面带微笑，上学前是一个工厂的职工，还是一名党员，文章写得好，政治上也似乎比我们成熟，后来担任年级长。她性格豪爽，生活上却大大咧咧，很喜欢运动，篮球打得不错，球场上辗转腾挪，很是自如，引得我们这些小个子们也跟着凑热闹。去尉氏农场收麦子，我们还特地带了个篮球，因为恰好住在农场小学，学校里有一个沙土地的篮球场。记得我们割麦、捆麦、装车、上跺，什么活都和男同学一样干，劳动回来，大家竟不顾劳累脱掉鞋子，赤着脚打上几个回合，真不知那时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老师和男生们看了，都笑我们是一群假小子。后来学校里组织篮球比赛，三班女队还打了个中文系冠军呢！
我们宿舍里的徐仲英是信阳光山的姑娘，说起话来叽哩哇啦像外语，常惹得大家发笑。仲英家里姊妹多，比较困难，班里发助学金，每个月都是她最多。仲英很有文艺细胞，歌唱得很好听，也很有表演天赋。停电的晚上，无法看书，大家便天南地北地聊，无拘无束地唱，我吹笛子，三组的周新英唱起歌，她嗓子很好，唱得很好听，红星拉一个花床单披在身上跳起了民族舞，仲英便在腰间勒一根绳子，拿一把尺子当烟袋，演起了老汉，那神态、那走步，惟妙惟肖！常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和着铁塔的风铃声在排房间飘荡，给无电的夜晚增添了不少乐趣。
睡在我下铺的刘华荣，又名刘杰，很爱干净，父亲在扶沟县银行工作，大家都说她是“金融寡头”的小姐，她总爱睁着两只黑亮的大眼睛，笑着不说话。许是秉承了父亲的经济头脑，毕业后进了工商局，一扫学生时代的腼腆，成了大胆泼辣的工商管理干部。
还有那个来自白云山的李爱英，小小的个子，白净的瓜子脸，一口方言，总爱引人发笑。有一次摸黑起来出操，她把袜子的脚后跟穿在了脚背上，过了一天竟没发现。晚饭后大家坐着闲聊，她把脚高高的翘起来，旁边的人发现了，都哈哈大笑，她却不知所为何事，我一指她的脚背，她也跟着大笑：“妈呀，穿了一天了！”接着便羞红了脸。
还有赵素云、王久焕、熊丙秀、王从荣、苏秀枝、张银梅……，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如在眼前，仍然是那样生动活泼，但不知她们都生活得可好？
让人受益终身的还是所学的课程。第一年开的都是基础课，汉语、写作、当代文学、文艺理论，老师们的课讲得都很好。程仪、丁恒顺老师的汉语课精炼理性，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我们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刘溶老师的写作课注重实践，在写作实践中讲授理论；张振犁、刘文田老师的当代诗歌讲得极富情趣；张仲良老师的当代文选，注重课堂讨论；王绍龄老师的文艺理论更带给人理性的思考……这些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初步领略了大学课堂的深邃。后来开的课程越来越多，刘增杰老师的现代文学，任访秋先生的鲁迅研究，高文、华钟彦、王梦隐等教授的古代文学，张中义先生的“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选修课，例如，李春祥先生的《红楼梦》、邢治平先生的《水浒》、严铮先生的《人间喜剧》《红与黑》……这些教授级的老师以他们渊博的知识带领我们走进了汉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学的宝库，令我们大开眼界。
老师们讲课都各有特色，同学们一边学知识，还一边学老师们的讲课艺术。记得王文金老师讲毛主席诗词赏析，总与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机结合，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激情，虽然操着浓重的信阳口音，听起来却也别有情趣。而王宽行老师的楚辞、乐府诗赏析，更堪称声情并茂。他讲课总爱走来走去，讲台似乎都显得太短，他常常从台上走到台下，再从台下走上台去。他的板书龙飞凤舞，没有1、2、3，讲到兴奋处，只把一两个关键词唰唰唰写出来，偌大的黑板也写不了几个词，常常是写满了一板，大手一抹又接着写。一节课下来，说他是满身的粉笔屑，一点也不夸张。一讲起课来，他总是忘记了下课，误了开饭时间是常有的事。台上，老师讲得出神入化，台下，我们也听得如痴如醉，为中国诗词的美所陶醉，为老师的激情所陶醉。男生中的赵炳耀常模仿两位老师讲课，因惟妙惟肖故而得名“赵文行”。
和我同桌的孔令更也常受其感染，总是在课堂上即兴写诗让我看，我偶尔也诌那么几句。毕业后，孔令更真的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我想也是受了那时的熏陶和滋养吧。
读书的岁月真好，我们无忧无虑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可是干扰也真的不少，老师和学生都很无奈。不过也没有放弃学习，只能是“相机而学”。如出去“开门办学”，老师规定每人写两篇调查报告，不合格者不给分。带我们的丁恒顺老师就把我的调查报告《清水冲水不清》改了又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宗宪、焦仁峰两位同学很喜欢写作，就习作了很多小说、诗歌、曲艺作品，被大家戏称为“作家”；张保振同学还有论文发表在学报上。后来上边叫“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老师让我们借了很多古典书籍，《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荀子》《韩非子》《水浒》……让自己读，从中找法家观点，批判儒家，批判“投降派”。老师们大多很消极，带我们的邹同庆老师说：“不管批什么，先把这些书好好读读！”我们于是把这些大部头的书带回到宿舍，边读边作笔记边讨论，不懂的就去问老师，倒是长了不少历史和文学知识。对于“批儒评法”，大家都糊里糊涂，老师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特殊的年代考验着每一个人，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有的人投机钻营，到头来害人害己；有的人坚守着道德和良心，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那是一个风云多变的年代，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岁月。就在那个阴云密布的1月8日，正是大家拿着碗筷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校园的广播里传出了低沉的哀乐，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大家心头，同学们不由得停住了脚步，站在路边听起来，不一会播音员沉痛地播出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顿时，一切停止了，空气也似乎凝固了，巨大的震惊和悲痛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谁也无心再去吃饭。那一早，食堂里的饭全剩下了。校园里一片哭声，“周总理啊，你不能走！”大家在心里呼喊着，谁都明白，党的命运，中国的前途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周总理的去世将使已经十分混乱的政治局势更加混乱，我们不能不为此担心。痛哭之后，没有人号召，没有人组织，同学们自觉拿起了笔，有的写标语，有的写诗词，不一会儿，校园里贴满了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标语、诗词。可恨的是，传来消息说“上边”不让开追悼会。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总理一生革命，鞠躬尽瘁，万民爱戴，举世叹服，到头来却连个追悼会都不让开。痛，痛在心里，怒，怒不敢言，恨，都不知该恨谁！大家一合计，学校不开，我们自己开，不让公开开，我们暗地里开。我们决定不和老师说，也不和党、团支部、班长说，从报纸上找来了周总理的遗像，自己写了悼词、挽联，做了小白花，在我们的宿舍里布置了灵堂。那天晚上，我们插紧了房门，全室10个人在宿舍开起了追悼会，对门屋里有知道的还来了几个。宣读完悼词，大家还一齐向总理宣誓：“努力学习，当好社会主义接班人，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悲痛、激动、热血沸腾，发自内心，没有丝毫的做作，那感觉就像是在战场上，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庄严神圣，一样的秘密，不敢让男生们知道，更不敢让外班人知道。半年多后，“文革”结束了，终于真相大白。
时光流逝，40多年过去了，那压在箱底的挽联、悼词和誓词还记录着当时那声泪俱下的场景，如今想起来仍然叫人感到了那时的热血和激情。
就在那一年的7月，我们毕业了，大家收拾行装，告别了姐妹们，告别了乙排房，告别了亲爱的母校，告别了中文系，告别了亲爱的老师，告别了飞机楼，告别了铁塔的铃声，像绕塔而行的悠悠白云一样，飞向了四面八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我和全年级另外七名同学留校当了教师。但初出茅庐的我并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系里为我们每人都指定了导师，继续在学业上、教学上进行悉心指导。我的导师就是高文先生。他在古典文学上的深厚学养和孜孜不倦的探寻研究，更让我毕业后仍然继续吸取着文学的营养，一步步接近文学的梦想。先生在学业上要求很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搞学问没有任何捷径，搞文学就是要多读多记多背，你至少要熟读熟背八百篇古文，才能说入门。”遵循先生的教导，我每天早早起床，带着朱东润的《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路跑步来到小礼堂前的小花园中，打开书本，一篇篇的朗读背诵，晨风朝阳加上火红的榴花，伴着醇厚的书香，滋养着我，丰盈着心灵，充实着头脑，愉悦着身体，我甚至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难忘的岁月呀！如此坚持了一年多，直到后来有了孩子，时间无法保证才中断了。真感谢先生的严格要求，让我多背了那么多东西，让我终生受益。如今想来，不觉已40多年了，40多年，为人师、为人母，如今早己退休。但是不管干什么，不管生活怎么变化，我们的同学情不会变，师生情、母校情不会变，同学们心中烙下的铁塔印不会变！祝福你，我的河大！祝福你，我的母系！百多年风雨沧桑，您更是老树繁花又逢春，祝愿您更加兴旺发达，在迈向一流大学的征程中稳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