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5日，是个无比震恸的日子，我敬爱的导师吴福辉先生在因心脏病突发，睡梦中遽然客逝于加拿大卡尔加里，所有相关老师的一切，就都成了回忆。
有幸与先生结缘，始于2005年读博的前后，对先生的怀念，也便从读博开始。
我不是一个积极的学生，读书写作均被动。2005年考博的时候，对恩师知之不多，甚至不知道吴老师在北京。但吴老师的大名倒是熟悉的。记得我的硕士导师曹万生先生有一次在给我们上课的中间接了吴老师的一个电话，通过他的表情与反应，也依稀能够感觉到吴老师在学界的分量。当看到河南大学博士招生简章里“京海派文学”方向的导师“吴福辉”时，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吴老师。这样说不是唐突了老师，反而恰恰说明了我当年的懒散与孤陋。我出身于农家，农民的孩子读书，往往有着外在的目的（至少18年前的我是这样）。2002年的考研读研，就是为了摆脱工作环境的困扰。读研之后，仍是相沿弗替，甚至把考研的成功看成为一种人生奋斗的终极！考博则是很少想过的。书也不再想读，懒懒散散，就过了研一。研二开始，进入了快车道,“功劳”当归于我的硕士导师曹万生先生的催促，甚至“逼迫”。我曾在我的一本书的后记里说过，万生师“在我迷茫之际导我以新路”，这“新路”正是读书为学之路。万生师的“先读书，后做事，读好书，做大事”的教诲，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考博的念头，也是万生师一遍一遍强灌进去的。硕士毕业前夕，万生师力主考博，并亲自找了万光治老师，联合写了清华大学的博考推荐信。而我仍偷偷地把找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并也的确找到了几个当时看来还算不错的单位，比如：西北政法大学是签了约的，安徽农业大学与中国武警学院也过了考核，都是有望入职的（2005年的硕士，能找到这样的单位，已属难得，过来的人都知道）。也正缘于对“工作”的看重，05年3月12日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因与西北政法大学的试讲冲突而放弃（当然，去了也多半考不取的）。万生师为此还狠狠骂了我一通。但凡事皆有变数，工作单位的最后选取因种种原因却事与愿违，故重又萌生就近读博的愿望。这样的一波三折，竟让我幸运地遇上了吴福辉先生，这当是我的福。试想，如果硕士毕业最终选择了心仪的单位，恐怕当年不会考博，即便考博，也是遥遥以后的事。如果一门心思准备着考博，应该没有理由一定选取河南大学。如果世故，又积极有为，并深谙学术圈，也未必敢报鼎鼎大名的“吴福辉”的博士。我在河大笔试面试的过程中，就亲耳听见过不少人在说：“吴福辉”的博士不敢报啊！他名气太大！以吴老师的名气与成就，假如他不在河大，而是在北京的重点大学招博士（2019年8月17日，解志熙师在“吴福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就曾透露过，中国人民大学只是稍稍晚于河大邀请了吴老师加盟，只因吴老师重然诺，一直保持着与河大的合作），如我不才，恐怕机会也是很小的。吴师之不弃，据说因我看了些新儒学的书，基础相较还不错。我硕士论文《寻根文学的当代新儒家路向》，粗稿写有10万字。虽没写好，甚至选题，现在看来都有问题，但却因此读了钱穆等人的书。而吴老师之所以了解我的这点“基础”,除了面试场上的“表白”，还有我的一点点“狡黠”。
依稀记得面试当天的早上，自己就守在吴老师与舒乙先生下榻的河大“一招”门口，等先生走出门，连忙赶过去将硕士论文当面呈上，让他临时翻看了一下，算是对我面试前的了解。“一招”门口对老师的“围堵”也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总之，种种因缘巧合，让我有幸得入“汴门”（吴门弟子有一个“汴门聚义”微信群，名字还是吴师亲自取的。于是“汴门”也就等同了“吴门”）。
如果说，万生师导我以“新路”，吴老师则让我心安地走在了这“读书为学”的“新路”上，并也因吴老师的暗示与影响，终而选定“京海派文学文化”作为终生徜徉的领域。只是那“写作”的“自动性”还远远不够，像吴老师的那种不写不快，乐此不疲的状态，真是我等凡人望尘莫及。我曾一度归之于“懒”，但仔细想来也未必。当你狂热地喜欢一件事，并从事于这件事时，有几个人是懒的呢？当然，“勤”与“勤”也不一样。在我看来，“勤”有两种，以读书写作为例，有些人在极强的外在目的支撑下的求速亦求量，这是一种“勤”。另外一种“勤”是把读书写作当生命，用吴老师的话说，是“让生命附着文学之上，让文学附着在生命之中”。像钱理群先生，耄耋老人，日均写作三千字，常人难及。“勤”与“勤”不同，“质”应该也不同。外人看来不免勤苦，但他自是能够找到那份别人不可体会的快乐。吴老师当然属于后一种，何况吴老师还有着一般人没有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与趣味的广泛！由是，他的“快乐”似乎又是多重的。他的快乐自然也会感染着与带动着身边的人。而且这“快乐”不浅薄，在“快乐”中蕴真理，常醍醐灌顶，又如雷贯耳。
记得当年河南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名义上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河南大学联合博士点，中国现代文学馆不具有完备的教学条件，培养的主体当然都在河大（至于什么时候明确结束了“联合”的状态，大概是2008年舒乙先生指导的学生毕业以后吧）。北京方面的吴福辉、李今、舒乙等几位导师每年不定期地会来河大讲学或集中上课。中国现代文学馆则提供一间免费地下室供博士生（主要是北京方面的导师所带的博士生）查资料时使用（这可能就是“联合”的约定吧）。北京的导师与自己指导的学生不是经常在一起的。故吴老师对我的指导多是通过单线联系、网上沟通、集中指导。虽不能天天做到耳提面命，但读博中间需要注意的事项，吴老师则是常常提醒的。论文写作过程的节点时间，吴老师掌握地也是非常科学精准。比如他一再强调：要多读作品，学会主动地找书读，以及创造性阅读。重视老旧期刊的阅读，哪怕闻一闻气味也好。重视论文一稿形成前的多讨论。一稿交给他的时间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引用的文献要权威，对学术要有敬畏之心，等等。吴老师指导学生，不设定题目，而是让你自己去想，要多想几个，最后由他帮你“诊断”。他说如果都由老师来定题目，那样就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这一做法，吴老师说是影响于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说炉火纯青、干净利落的前台表演，正是由杂乱无章的后台支撑的，意在鼓励学生提高读书的质量。吴老师看重“量身定制”，不同的学生，指导方法自是不同。他也曾说过，对待学生，要热，以鼓励为主，但该严的时候一定要严，甚至“棒喝”。我倒是很少感觉到老师的“严”，也许这“严”被过多的“热”掩盖了。记忆中受教的过程常常都是在大大小小的非正式场合，且非常轻松的聊天过程，以及陪着吴老师游玩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且这种“热”还常常延伸到日常琐屑以及未来工作去向的关心上。欣慰也久久惭愧的是老师当年对我的丝丝认可。确曾有人向我转述过老师对我的正面评判：陈啸是有灵性，有思路，有想法的。这谬赞，当然更多的还是鼓励。我深深地知道，无论当年的博士论文成稿，还是毕业之后的表现，都远远辜负了老师的“谬赞”“鼓励”，抑或是小小的认可。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吴老师为学的特点，也是吴老师指导学生的特点。吴老师是公认的著名文学史家。他虽然有着极强的史料意识（这是做好研究的重要前提保障），但他并不沉溺于史料。他在“宏”与“微”两个向度上长足用力，真正做到了“宏”“微”兼具。诚然，文学研究理应要有大视野，抓主要与重要的问题，以史家眼光观照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一个不断瘦身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眼光，我们很容易陷入“琐屑”“零余”而不能拔身，甚至偏离中心、重心，做一些无谓的消耗。或者说，“宏”之下的“微”正保证了“微”的意义，使那建成大厦的一砖一瓦，各得其所。同时，又反向规约着“宏”避免了空论泛论，保证了“宏”的“实”。有着这种“宏”观的导航，“微”观每一小步，都可望朝着正确的大方向。像他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就集中体现着一直以来吴老师文学研究的鲜明特点。他以新的文学史眼光充分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甚至现代教育、现代学术、思想等的发展的浑然一体性，并充分考虑到作家心态、生存条件等，体现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大文学史观”。资料新颖详实，视野开阔，文笔灵动活泼。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多元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
吴老师指导学生也类似，他强调史料意识，强调新史料、新问题、新观点，但更强调大视野。他主张抓大问题，研究大作家，要抱住一颗“大树”。他曾引用王瑶先生的话说：“抱住了这个大作家，就把文学史的实体抱住了，其他都是空的。”我早早确定“京派”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吴老师是肯定的。吴老师自己就是将“京派”文学作为共同体研究的最早学者。“京派”无疑是现代文学当中重要的文学派系与文学现象。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派系如何进行再研究，“宏”观指向同样重要。2006年3月22日，吴老师在腰部扭伤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复我电邮，照录如下：“陈啸：我今天的腰伤已经好多了，所以复你几句。你究竟如何做京派研究，我还没有想好。‘京派散文’这题目可做，但有一个条件，要能在散文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散文研究一直在酝酿突破，但至今无人真正做到。另一方面，我看你对城乡问题有些思考，但偏于乡村。京派也是偏于乡的，但不回避都市。现在的研究非乡即城，两两分开。如打破小说、散文界限，再打破城乡界限，从中找出问题来做京派，也可一试。你在集中阅读京派时，要注意自己的阅读感受，把这些感受集中起来考虑美学问题，这个美学问题才是有你的见解在内的，切记切记。
吴老师的“宏”“微”两面，我可能稍微悟到了一点“宏”，而“微”的一面实在差的太远，这有天性天资的原因，更有习惯的制约。记得当年吴老师曾经当着我的面跟别的老师说过：指导陈啸论文是最省心的，因为“他从不主动找你讨论”。不过，对他的论文写作，基本还是放心的。这是老师的一种“误判”，这“误判”当然是建立在我善于“伪装”的基础上，即见了老师，似乎也能说点自己的想法或认识，并头头是道地表白自己如何进行实施，但“实施”却常常了了。李楠师姐当年的那种“啃”上海小报的勤苦精神，于我就是一个鲜明对比。我的“京派散文”研究，虽然最终也出了书，但远没有写出它的复杂性。一如吴老师说的，一些“闪光”的思路未能延伸下去，占有的资料也不够多。“京派散文”之后的“海派散文”研究，依然有着习惯的老毛病。吴老师在我的“海派散文”一书的序里如是说：“‘海派散文’是个繁重吃力的课题，这不难想到。几十年尘封的沪上报刊需要一一翻录查找。谁是海派散文作家？写了多少散文？有多少不同个性和风格？有何价值？都是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答案的问题。好在陈啸现在用了数年之力，钩沉爬梳，理出了一个头绪。他的成绩便在于在文学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海派散文’的地位。”“他可能想象不到，这无形中替我还了一笔重要的‘文债’”。但未尽之处仍然很多，“有的角度和层次虽已意识到了，比如海派散文隐现的‘原乡印记与创伤记忆’，这实际是对‘都市性’的深入认识，但从他安置的论证地位来看，仍不免举棋不定。还如海派散文的‘文学审美性和文化本体性’的命题，几近呼之欲出了，如果假以时日，给他研究的余裕来仔细打磨，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陈啸海派散文研究书序》，载《石斋语痕二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老师的措辞里，当然有着对学生的偏爱与鼓励）这诸多的不足与不实，唯寄之于来日的努力了。
在王瑶先生的弟子当中，我隐约觉得吴老师所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吴老师曾说王瑶先生似冰中之火，是说王先生对待后学很严格，甚至到了严苛的程度。而这严格以至严苛当中包裹中的更多是爱护。他自己何尝又不是呢！吴老师自己不就分明说过对待学生要热，但也要严，甚至“棒喝”吗？！吴老师“冰”的一面还表现于对待自己，他对自己学术要求的严谨，甚至包括他日记的记录，几乎到了“过分”的程度！但吴老师表现于人的似乎更是“热”，而这“热”则是源于他对生活的宽阔的爱做底子。铁群师姐总结说：吴老师是个“富有人间烟火气的学者”。他满含人情，关心世事，潇洒通脱，风趣幽默，是个可感可亲可爱可敬的长者！刘涛师兄也专文写过吴老师对生活的热爱，他爱旅游、爱收藏、爱美食、爱摄影……他太爱这个世界、生命与生活！2020年7月22日上午08：17分，吴老师在“汴门聚义”微信里曾发来如下的信息：“诸位，2020确乎是凶年。我因肠病二进宫，又入卡城医院动手术，现已平稳。这是因结肠和直肠结核部位出问题，更具体的科研成果医生还在钻研，未公布答案！遭此劫难，我还未垮。至今住院十天，还不知何时离开。欠加拿大纳税人太多，有些抱歉。”“今后信会少写。本年回华可能性极渺茫，总要把失去的肉夺点回来才有脸见江东父老吧！大家务必趁年轻好好生活着。”在老师留言的最后一句话里，我仿佛感觉到老师的那种对“生活”的莫可言状的珍视、无奈与不舍。我确信吴老师自始至终应是清醒的，我实在不忍想象加拿大卡尔加里时间14日的那个夜里，吴老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活”的告别！
吴老师是南方人，这南方的“一团火”，也曾成长于东北的严寒里。而这南方的“一团火”，竟遽然寂灭在冰天雪地的卡而加里。先生的最后一刻，我们都没能见到，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永远都是先生笑眯眯炽热如火的样子！
2021年1月25日
陈啸（1975—），男，安徽淮北人。文学博士（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京海汉派文学文化、现代中国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