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学术界同仁对吴先生的评价中，概括吴先生的品格特征，宽厚仁慈、大气包容、与人为善，富有同情心，始终保持纯粹的学者本色。吴先生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探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方向，思考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为海派文学研究重要的开拓者，吴先生奉献了一系列优秀学术成果，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学研究体系。如今享誉海内外的个人独立撰写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海派文学研究启发下的成功试验。吴先生的一生有价值、有意义，饱满、充实、生动，乐观进取但不盲目，值得后辈学习。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海派研究 文学史 文化理想
2021年1月15日清晨，噩耗从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卡尔加里传来：我的恩师吴福辉先生突然病逝。用“晴天霹雳”形容听到此消息时的感受实不为过，因为之前不久还在跟老师微信联络，听老师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新居，规划即将开始的域外新生活。看到镜头中老师一如既往的开朗和阳光，由衷地佩服老师惊人的适应能力和不服老的乐观精神，哪里会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面！如果按照民间说法，82岁倒也算高寿，而且老师是在睡梦中悄然离去，不曾遭受病痛折磨，实乃福报不浅。但是，对于深爱老师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内心的悲伤必将长存，难以释怀。毕竟老师走得太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老师最终选择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卡尔加里作为长眠之地，致使这么多热爱他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们失去了为他送行和日后看望他的机会，不免留下遗憾。也许，依老师豁达的性格，即使远离故土，也不会感到冷清和寂寞，但愿如此，望老师安息。
一
记得老师病逝的那天，同事们告诉我：“各个微信群里都在感叹‘吴老师好人啊！’能够在身后被学术界同事一致评价为‘好人’者，其实并不多。”如今社会急功近利，名和利的“成功”几乎成为考量人价值的唯一标杆，为追逐“成功”而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者倒是不在少数。因此，当下社会成功人士常有，好人却不常有，尤其在身后被业内同行集体称赞为“好人”者更是微乎其微。此生有幸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吴老师的学生，心中的自豪感不言而喻。我想，老师之所以能够在生前身后赢得尊重，原因在于他那宽厚仁慈、豁达通透的人格魅力。实事求是地讲，在做老师的学生这二十年间，从未听老师议论过牵涉到人事的是非短长。老师对于他认可的人或事儿，往往不吝赞誉。而对于他不认可的，轻轻带过，不予置评。老师常教导我们：“做学问和做人一样，要宽大。”宽大和厚道成就了老师的好性情和好人缘儿，凡是认识老师的人都会说：“吴老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温和又温暖。”即使遭逢势利小人，老师也从不计较，甚至以德报怨。用老师的话说：“我专注于现代文学研究，不会让那些无聊的人和事儿来打扰我，影响我的情绪，转移我的注意力。”老师视现代文学研究为生命，所有不利于做学问的因素都会被他轻易化解或者忽略不计。孙郁老师是吴老师相识多年的朋友，其评价一语中的，他说，吴老师是“超然中看文坛风雨，独思里觅人间诗魂”，“精神通达，笔趣温润”。是的，老师为人处事像他的文章一样，通透晓畅、温润平和，不纠结、不奋激，既宽大包容，又坚守底线。即使批评，也是同情的批评，绝非赶尽杀绝、不留余地。这就是老师之所以赢得了“好人吴老师”赞誉的原因所在。跟吴老师相知相交四十多年的同窗好友温儒敏老师和赵园老师分别称赞他是“坚实而睿智”1、“大度”、“有兄长范儿”2。可见，老师留给学术界同仁的印象是老大哥一般的存在，宽厚仁慈、大度大气，有担当，但不缺乏智慧。
老师的宽厚仁慈、大度大气还在于他常怀同情弱者之心。老师长期负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现和帮助了不少优秀的青年学者或身处边缘的大学教师。老师曾经说过：“位高权重者往往不会体谅小人物的生存不易。即使他们也经历过艰难的爬坡阶段，但是，一旦掌握了权力之后，很少有人会记起小人物的困境。稍有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会动用权力，毫不留情地施行打压。他们的一句话、一个轻轻的举动，压在小人物身上，就是足以致命的大山。压得人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难以翻身。”虽然老师也曾经属于所谓的“位高权重”者，但是，非常难得的是，老师能够设身处地为弱势群体考虑，理解小人物的处境，从来不曾横加责备和埋怨，更不会落井下石。
很少有人知道老师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还是一位厅局级领导干部。可是，老师完全没有掌控权力的欲望，他从不把自己当作领导，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欺负弱势小人物，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更不会拉帮结派经营江湖势力。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把“吴老师”和“厅局级领导干部”联系起来，这是因为老师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学者本色。老师常常自豪地说：“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们对我的评价是：‘老吴不像个当官的，完全没有官气和官派’”。在官本位的中国，有官职却无官架子、又同情弱势群体的官员少之又少，只有那些拥有悲悯之心、本质良善的人才会如此，老师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位。
总之，老师的人格魅力有目共睹，单是看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唁电和悼念文章即可窥见一斑，大家一边惋惜老师的突然离世，一边追忆过往的点点滴滴，万般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凡是跟老师交往过的同事、同学、朋友和学生，都会由衷地敬佩老师出色的学术成就和端方、温厚的人品美德，还有那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
有些悼念文章讲到老师喜欢文化旅游、美食、收藏、下棋。我的学生读了这类内容的文章之后，不解地问我：“吴老师这么爱‘玩儿’，为什么学问做得那么好？老人家莫非是天才？”老师是一位能够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人，但说不上“爱玩儿”。老师一生的追求是为现代文学研究贡献出更好的成果，永远在为下一本著作辛勤耕耘着，其实，老师非常用功，有那么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作证。但是，老师并不认为学者必须足不出户、日日待在书斋里才算是勤奋努力。他所身体力行的理念是，在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之后，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亲近大自然、了解社会生活、发现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开阔视野，丰富人生经历。文学研究关乎人生，只有将学术和现实联系起来，才能做出有温度、有诗意、有价值的成果。当然，如果没有老师那样的天赋和才干，无法兼顾学问、行政事务、家庭生活和业余爱好，也就不可能像老师那样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歌。
老师读书、写作、处理行政事务的效率奇高，是一位时间管理高手。老师身兼数职，担任文学馆副馆长、负责《丛刊》和学会工作、指导博士生、讲课、兼任各种评审委员、参与社会活动等。如此繁杂的工作，丝毫没有影响老师做学问的质和量。而反过来看，做学问也没有耽搁其它工作。面对各种工作任务，老师永远能够做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从容淡定，有条不紊。这是老师的天赋，也是长期磨练的结果。老师在一些回忆性散文中讲过，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从小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带孩子。经常是一边帮妈妈撑毛线，一边管理弟弟妹妹；一边剥毛豆，一边照看灶台上烧饭的锅。小小年纪协助母亲把一个八口之家管理得井井有条。老师小学毕业之际，和母亲、弟弟妹妹们一起，跟随父亲告别了上海，响应祖国号召去支援东北，搬家到了鞍山。在这座北方钢都，老师读中学、读师范、做中学教师和中学教务主任，直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老师谈起在鞍山的中学教书经历时，除了语文教学方法和读书写作之外，对于如何做好班主任，颇有心得体会。老师认为，只要方法得当，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一样能把班级治理得井然有序。老师说，一般人的想法是，中学班主任最辛苦，起早贪黑，一刻不敢放松。他做班主任时，告诉学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却是：“非工作时间，不准去打扰老师。老师要读书、写作、备课、做家务，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班级。”虽然没有每时每刻紧盯着班级，老师却能做到最好，每一个最差的班级经老师调教，均能奇迹般逆袭为优秀班集体。不得不佩服老师的管理才能，颇有四两拨千斤之风范。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老师当年教过的中学生早已步入暮年，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对老师钦佩不已。记得老师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够同时做几件事情，得益于小时候的家务劳动和做过中学教师的经历。在学者中，像我这样既能做事情，又能做学问的人，并不太多。有些学术表现很优秀的学者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儿，任务一多就乱了阵脚。一来二去，逐渐产生畏惧情绪，于是，干脆放弃所有事务性工作，专心读书、写作。”可见，家庭成长环境和日后的历练不仅造就了老师宽厚、豁达的好性格，也培养了老师出色的才干。老师从来不曾抱怨过事务性工作和家务劳动侵占了他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原因是，他擅长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应付裕如，做学问和做事情两不误，不会落入手忙脚乱的境地。
今天，老师已经远行。回望老师的一生，追忆老师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敬意和感佩充溢于心。老师一生中的前四十年，从上海到东北，经历了从都市繁华坠入关外荒原的落差，遭逢各种政治运动，虽然没有遇上大的灾难，但也并非顺风顺水。天生乐观豁达的老师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总能在风雨中找到安身立命的角落，时刻不忘埋藏在心底的文学梦。即使在“读书无用论”横扫天下之时，也不曾放松读书和写作，从未虚度光阴。终于在39周岁时候，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跻身学术界，做上了准备半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由于前半生的磨练和积累，加上老师的天赋和勤奋，在后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办杂志、做领导，都有杰出的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同学说，老师的一生没有一刻是碌碌无为，很圆满，很有成就。是的，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是事实，那么老师事业上的成就与他心胸开阔、善良淳厚、乐观开朗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老师自我要求高，但从不苛责别人，总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生没有敌人，避免了陷入人事斗争的漩涡而影响学术研究。老师具有老上海人的专业精神，认真对待学术事业，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都不曾忘记孜孜以求钻研业务，力求在学术上日日精进，这是不变的奋斗目标。老师从小受父母影响，热爱生活，注重生活品质，但不追求奢华，在做学问和爱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把文学之美和生活之美结合在一起。老师虽然在陪伴家人、旅游、收藏、下棋上花费了时间，但并没有影响到做学问，反而有助于加深对学术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老师认为，文学是人学，生活也是艺术，做文学和文化研究离不开生活。老师认真对待生命和事业，不虚度、不彷徨，一步一个脚印，不追求完美，但尽力为之，把生活和学术之路走得越来越开阔。
二
老师这一代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术研究所关注的议题与生命经验密切相关，因此，他们的研究鲜活而充满生机，包含着感情、责任和担当。老师曾经谆谆教导我们：“要融入你的研究对象。”在谈起为何钟情于海派文学研究时，老师说：“跟着父母家人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年仅11岁，上海对于我却有着浸透骨血一般的余痕，并种下了我日后研究‘文学上海’、研究‘海派文学‘的根子。”31995年，第一部海派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出版时，老师在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海派研究于我，就如同踏上一次返乡的路途，这是圆我一个残缺的梦。”“我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出生地（上海）。虽然出生地并非我的故乡，而且她可能早已辨识不出我的模样，无法接纳我（我也背离了她），但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份先天的亲情。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深深的维系。”“我的土地既不是黄土地，也不是红土地，甚或大漠荒原，却是水门汀！我的童年回忆便是雨后洁净如洗的方格子人行道，以及酷暑天滚烫的，柔软的柏油马路。”4童年和少年的上海记忆成为老师一生的“乡愁”，也是老师研究海派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和内在动力。
1981年，当海派文学尚未被看好时，老师在没有任何依傍的情况下，独立认定《春阳》是施蛰存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给予充分肯定。那篇发在《十月》上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5一文，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86年，老师在当年《日本文学》上发表《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为新感觉派追根溯源。1989年，老师在经历京派文学研究之后，对海派研究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解和认识。8月，在《文艺报》发表《为海派文学正名》，旗帜鲜明地指认海派文学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具有“现代质素”，不可简单归入等而下之文学而了之。10月，力作《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发表于《上海文学》，此文荣获年度上海文学奖。1994年，在《文学评论》发表《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论述海派小说的文化风貌。1995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问世，此书首次对“海派文学”进行定义，系统梳理海派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归纳和分析海派作家和作品的审美特征，介绍海派文学期刊杂志。熟悉海派文学的另一位海派文学研究大家陈子善老师曾给予高度评价：“福辉兄爬梳剔抉，抉微发幽，发掘了不少‘海派’作家和作品。尽管这些作家的小说成就有高有低，文坛影响有大有小，但他们如何各自在人的主题尤其‘现代人格’的文学表现上进行开掘、如何各自在小说文体先锋性上进行实验、如何各自在大众趣味和开放姿态的结合上进行探索，福辉兄对此都作了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6至此，曾经被长期遮蔽的海派文学终于得以整体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生长点，京海派研究的热潮来临。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奠定了老师作为海派文学研究重要开拓者的学术地位，“至今仍被当作海派文学的入门书来读”，7除了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老师所有著作中收到书评最多的一本。此书每十年再版一次，先后由三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之后，老师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作为又一个起点，继续有关海派文学和文化的探索。1997年和1998年出版的论文集《京海晚眺》和《游走双城》，仍是关乎“京”和“海”的思考。在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上海初版和北京修订版中，老师第一次将叶灵凤、穆时英、张爱玲、徐訏、无名氏等人归入海派来叙述。之后，老师将先锋杂志、通俗画报及小报纳入视野，把镜头延伸至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力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重新审视“海派”，将“海派”研究引向深入。1998-2003年间，老师编辑出版了《予且代表作》、《张爱玲代表作》、《施蛰存短篇小说集》、《施蛰存作品新编》等海派作家作品资料。除此之外，先后发表了与“海派”相关联的理论文章数篇，其中有影响力的包括：《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1998年6月，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1999年8月，发表于韩国第19届中国学国际学术会议）、《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2000年12月，发表于韩国第6届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国际学术会议）、《阴影下的学步——晚清小说中的上海》（载2003年《报告文学》第1期）、《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象——都市文学笔记》（载2003年《湖北大学学报》第4期）、《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2003年11月，发表于台湾中正大学“文学传媒与文化视域”研讨会）、《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载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等。
老师经过对海派文学、都市文化、现代媒体、晚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关系的考辨，对于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2006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的《“五四”白话之前的多种准备》，是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要求重新规定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声音所做出的回应。2007年7月至2008年3月，老师在《文艺争鸣》发表系列文章，参与又一轮的“重写文学史”讨论。这四篇文章分别是：《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现代文学质疑之一）》、《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二）、《“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为真正的教材型文学史一辨（现代文学史质疑之四）》。距离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今日读来仍然深受启发，不失为探讨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具体内容，在此暂不赘述，单是看题目，想必能够明白老师的核心观点。
作为创造了文学史奇迹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之一，老师对于文学史的观念和书写策略有深入的了解。在谈到海派文学研究带给“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时，老师有切身的体会：“海派文学的研究视野一旦打开，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非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学相向而行的文化态势。更多的非主流作家和主流强势的左翼作家一样，得到了注目。现代文学史上一时间独尊现实主义，而忽视甚至排斥现代主义（一整打的形形色色现代派）的流弊，提到我们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单单指向19世纪的欧美、而不愿看到20世纪欧美的偏见，都由此发生微妙的转变。其他如文学与电影等艺术的关联、与通俗文学、与大众化的联系，也都相继引起注意。商业化不再是单纯的罪恶之渊薮。海派研究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一个方面带动了文学研究的整体变动。”8可以说，是因为受到海派文学研究的启发，老师有了更多更新的文学史写作思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在老师的脑海中变得更为开放和立体化。2010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是老师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一部大书，也是一次文学史写作的大胆探索，是老师进入海派文学研究之后，十几年积累的围绕文学史思考的结果。
“插图本”因其结构新颖和资料翔实，甫一面世，即迎来好评如潮，钱理群老师称赞此著“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9。此书体现了老师所倡导的“合力型”文学史新见，消解了以一种理念统摄全局的“主流型”文学史认知和书写模式，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空间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景观。而且，“不仅仅有文学视角，也有广阔的文化视角——出版文化、教育文化、政治文化、市民文化、乡土文化，等等；文学视角与文化视角紧密交织在一起。”“图像、图表、地图、文字、数字等联袂互动，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复杂性。”10总之，这是一本全新面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创新性、丰富性、流动性和多元性赢得了海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目前已被翻译成英文、韩文、俄文、越南文、哈萨克斯坦文、吉尔吉斯文等六种文字，未来将会陆续被翻译成更多种文字、在更多个国家出版。英文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之作序。平心而论，《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之所以能够从数以百计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脱颖而出，受到海内外同行的重视，原因在于它打破了早已僵化的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将文学看作是充满了文本内外因素的文化生产场域和生态场域，视现代文学的发展为各种话语、媒介领域、政治立场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文化研究观照下的文学史写作思路其来有自，可以追溯到1995年老师出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漩流”一书正是从产生了海派的大马路（南京路）开始论述，在都市中观察海派文学，不是单纯的围绕文学文本论述，而是将文化环境、媒体运作、读者市场等多种因素纳入视野。正如陈子善老师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吴的海派文学研究在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他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必要的准备、补充和深化。”11
以上是对老师的海派文学研究的简单回顾，老师的海派文学研究动因来自生命体验和对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切身感受。海派文学研究带给了老师对文学史的再认识，从与钱老师、温老师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老师独立写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间因为经历了海派文学研究，两部文学史的面貌全然不同。如果说前者是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典范，那么后者则是开放式文学史的成功尝试，就目前海内外的评价来看，二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历史上的美丽的收获。老师的一生著述丰厚，且不论其它成果，单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和《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三本书，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担得起学界送给老师的称号：“文学史专家”、“海派文学研究开拓者”、“海派文学研究专家”。的确如此，名副其实。
三
如今，“海派”已是一门显学，自上世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海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当然，对于“海派文学”的定义也是见仁见智、丰富多样，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其中以吴老师给出的“海派文学”的解释接受度最高。老师早在1989年发表《为海派正名》这篇文章时，已经有了自己的界定：“所谓海派文学，第一，它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而在20世纪之初，它特别是把上一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学，吸摄进来，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第二，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第三，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现代质。符合这样品格的海派，只能在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那就是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苏青、予且诸人。”12虽然他们的文学流品，有高下之分，但都具备了上述定义的海派属性，是海派文学。显然，海派文学不是晚清小说，也不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都市儿女所创作的文学，具有现代都市的性格、习惯和情绪，保持开放的文化态度。
老师定义下的“海派文学”不包括晚清小说和通俗文学，仿佛跟早已约定俗成的“海派”有所出入。为此，老师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对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隔与关联做过详细而精到的分析，明确指出：“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13原因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而‘五四’新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海派文学属于“五四”和“五四”之后的新文艺范畴，所以，海派文学不包括通俗文学。这样的观点也许会引起质疑，因为通俗文学中有一些作品在艺术技巧上有对西方小说的模仿和搬用，而且，通俗文学所表达的某些主题看起来也有“现代性”。那是因为民国社会风俗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通俗文学描述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风俗。社会风俗是通俗文学和西方文化发生关系的中间环节。14至于通俗文学作家模仿和搬用西方小说艺术形式，的确是事实，但与海派文学的移植不同，仅流于表面而未接受其内在的精神。
老师在区隔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时，所依据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两种文学形态发生的都市空间不同。上海既有华界又有租界，二者的文化氛围不同，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是鸳鸯蝴蝶派赖以生存之地，以二三十年代的南京路和霞飞路（今淮海路）为代表的租界中心则是海派文学的诞生地。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带给它们对都市文化的感知是不同的。海派文学“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15
老师从中国都市文化的特殊性出发辨析通俗文学和海派文学差异，其意义在于，由此看清了通俗文学和海派文学不同的出身、审美趣味、读者接受群体、生产方式和市场机制，进而建立了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为那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如何评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路向。当然，这也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主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体现。
以上是老师对于海派文学的界定，除此之外，老师关于海派文学研究的其它显著特征还包括：从生命经验出发，将个人的认知和感悟融入研究对象；从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切入，在都市空间中审视海派文学，从而发现“京海冲突结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
前面已经讲过，研究海派文学对老师而言，是一次返乡的旅程，是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忆。老师无论是解读海派文学作品、搭建论述框架，还是升华主题，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带入其中。比如，老师小时侯在上海的家多次搬迁，随着父亲薪水的变化，从“上只角”逐次下降，直到落入“下只角”。在这个搬迁过程中，老师见识了上海不同区域市民的不同生活面貌，了解到中国都市文化空间和市民社会形态是多元的、分层的现实。16由此提出，考察都市文化，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观察点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这是有关研究方法的重要提示。再比如，老师分析张爱玲作品时，对照自己的民国上海经验，发现“张爱玲谈吃不灵光”，不了解上海普通市民餐桌上本土性和开放性兼具、“海纳百川”的特征，有以偏概全之嫌。谈吃不灵光的张爱玲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服装专家，对穿衣着装的理解颇为到位，张爱玲的审美眼光不俗。17另外，老师认为张爱玲擅长写婚事，能够把一场婚礼牵涉到的男女二人、两家以及姻亲们在钱财、门户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的种种变动，写得深长微妙。联系中国人的婚事和婚礼内含有价值观、时代感、社会风俗等丰富内容，老师看到了张爱玲的社会批评力度并不弱。18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老师这种将生命体验融入研究对象的解读，少了不少隔膜，多了许多真切，有实感、有温度，提升了说服力，增加了历史感，不失为一种有情的学术书写。
同样是拜人生经历所赐，老师年纪很轻时就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南北、城乡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对这种差异的观察和思考，构成了海派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被老师称作“京海冲突结构”。老师说：“‘京海冲突构造’的概念，来源于长期对中国经济文化不平衡性的感受，是自少年时期冷丁离开繁华沪地到了严寒东北市镇就一直隐隐环绕我灵魂的实际生活体验，在强烈接触了京海派文学之后自然提升出来了。”19老师开始海派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是上海近现代都市文化形成和变迁的历史过程，这是海派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而这个文化环境本身则充满着可以用“京海冲突构造”来概括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南与北、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等几对矛盾，它们相互交织、融合、纠结、共存，构成了近现代上海这座中国都市的文化底子，经由海派文学呈现出来。因此，认识到这个层面，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海派文学的精神特征，也明白了为什么是张爱玲代表海派文学最高成就的原因。接着，老师由海派继续推进：“京海冲突结构”不仅限于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它“包含了中国基本的文化冲突内容，如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革新与保守、都市与乡村、正变与歧变，等等。”20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至此，“京海冲突结构”作为一个事实、一个观察视角、一种研究方法，获得了提升，从京海派文学研究扩大至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就是发现“京海冲突结构”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老师的海派文学研究所彰显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研究对象锁定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的部分文学和作家；2、把个体生命经验带入研究对象，学术研究因此而变得鲜活、生动，富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和人文气息；3、引入“京海冲突结构”，揭示“中西杂糅、新旧交错”是中国都市文化的本质，由此发现海派文学的精神特征。并将海派文学研究生发开去，扩大至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从而升华了海派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发端于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大陆的京海冲突，并由此提出的文化重建的命题，是中国几代文学家为之感奋，并有其历史正确性的。海派存在的价值，正是由它来提醒我们，现代文明在中国只能经过京海冲突的曲折历程，才能逐渐建立。”21
通过梳理老师的海派文学研究成果，分析研究特征，看到了老师寄托其中的文化重建的思考和期待。老师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的结束语令人感动，抄录如下，与诸位老师和同学共勉：“我不认为现在有必要去消解海派和京派。相反，或许倒应该继续独立地发展中国的区域文化，使它们不断检验自己文化的现代品质，加强引进，加强渗透，激发内部的矛盾冲突，包括由海派的存在而挑起的各种冲突。只有这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重建’，庶几有望。如果一代人两代人做不到，至少我们应当肩起沉重的闸门，放21世纪的后代去光明的地方去吧？!”22老师写下这段话的时间是二十七年前的1994年，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21世纪来到了第二个年头，老师已经离去，留下的问题将长久存在，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努力。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老师病逝已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两个月中，我重新拿起老师的书，从头至尾认真阅读、仔细品味，思索老师走过的道路，领会老师的学术思想。老师这一代学者，与生俱来就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对他们而言，做学问是在寻找个人关于人类、国家、民族、文化的思考答案，寄托着理想、梦想和情感，与生命经验紧密结合，跟当下单纯为适应管理体制的“做项目”完全不同。他们各自因人生经历和审美追求不同，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有的关注国民性改造，有的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有的关注传统文化的命运，等等。吴老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建设和重建。老师的海派文学研究表面上看是乡愁，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度思考。老师期冀透过研究中国都市文化的历史，发现当下的问题，找到未来的出路。老师留给我们的那本颇具“海派”色彩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仿佛是一个隐喻，它所展示的文学史面貌是开放的、立体的、多元的，文化原本就该是这样，只有如此，才能永远保持勃勃生机。
吴老师走了，这是事实，每个人终究都将离开这个世界，早和晚而已。我们常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但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长度跟宽度一样重要，因为做学问需要积累。老师在这世上待了八十一年零一个月，留下了美好的声誉和学术论著，可以说，是圆满的。至于太多学界同行遗憾老师的突然离去，那是出于对老师的热爱，好人总是被希望活得更久一些，吴老师是好人，也是好学者。老师拥有一颗宽厚仁慈的悲悯之心，温暖对待世界，对待世界中的家人、同事、同学、朋友和学生。老师坦然面对现实，从不计较个人的挫折和苦难，永远保持着乐观但不盲目的进取精神。老师的生命样态像他的文字一样，饱满、充实、温润、生动。吴老师走了，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了，如果想寻找老师的影子，那就认真阅读老师的书吧，那是老师留给世界最好的礼物。
注释：
1，温儒敏：《坚实而睿智的文学史家吴福辉》，《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18日。
2，赵园： 《悼吴福辉兄》，《中华读书报》2021年1月30日。
3，吴福辉：《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石斋语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4，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7页。
5，吴福辉：《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春润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6，陈子善：《吴福辉的“海派文学研究”》，《博览群书》，2010年第11期。
7，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新版前言》，《石斋语痕二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4页。
8，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新版前言》，《石斋语痕二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4页。
9，钱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文学争鸣》2010年第7期。
10，秦弓：《走进历史深处——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11，陈子善：《文学史家老吴》，《南方论坛》2018年第3期。
12，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页。
13，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多棱镜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14，见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5，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多棱镜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16，吴福辉：《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多棱镜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17，见吴福辉：《旧时上海文化地图：“看张”读书笔记之一》，《石斋语痕二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2-75页。
18，见吴福辉：《旧时上海文化地图：“看张”读书笔记之一》，《石斋语痕二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9页。
19，吴福辉：《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春润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20，吴福辉：《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春润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2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22，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