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者何？
唐人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讲：“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将“经典”二字拆分，“经”可意为“经久不衰”，而“典”以甲骨文字形推之，上为“册”，下作“大”，合为“大本大册的书”。所谓“经典”，即“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
论及经典，浅尝辄止，未免虚浮无实，不能探其根本。深究却察其含混糊涂，确无一明确概念。大概经典存于世却隐于世，有其深微精妙之意，尽可意会，不能言传。
带着功利色彩去探寻经典，不免落得“万事皆是空”的结果。不过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怅恨失意，不过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的痛恨嗟叹，不过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平和冲淡，不过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旖旎绮丽。大抵不过是人间欢爱，凡尘俗世引来的情感共鸣罢了，淡去后便仿若无痕。这般看来，经典倒显得无用极了。
然庄子曾云：“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如此，不免有醍醐灌顶之感。经典无用，正其因无用，才能为大用。
棘刺丛生，道路坎坷，荣辱祸福，相倚相生，此为人生。“传奇中生，艰难处活，伟大中死”是苏轼一生的写照，其一生艰难坎坷，失意流离，鲜少得志。一桩“乌台诗案”，更是让他被贬黄州。然其旷达乐观，洒脱不羁，坦然相对生命中的愁与苦、忧与涩。他行走在黄州的春天，将那《定风波》匿于《东坡文集》。他低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浅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顺逆之相持，祸福之相抗，他回以“心无所执，身无所累”，报以泰然自若，淡然处之。一切之于他不过是眼前些微事，何足挂心间。读《定风波》，粗读有闲适，细读而决明。纵命运多舛，无不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不过“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一首《定风波》是经典，低吟浅唱、浅唱低吟，却觉存于意象。然经典之用正在乎此，所谓情感共鸣无外乎处境之相似、人生之相像——经典于旷达明理间，构成生命之脉络、人生之纹理。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直言经典之于国家之要害。再论《中庸》，孔子探寻的是中正、平和之道。子路问何为强，他言：“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其治国所讲为中不偏、庸不易。而其思想，在后世亦有流传。诸如鲁迅在《华盖集·通讯》中讲：“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其批评后世变质的所谓的“中庸之道”，不免使人深思，其所探寻的中庸之道，不过“妥善协调的处事办法”，即“政”。而他所选的弃医从文之道又是否与之相关？也诸如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这些处事之原则、治国之纲要无不源自经典。
所谓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是钱理群先生所讲的“民族精神的源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推力，是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谈的“一种丰富经验”。究其作用，便可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杂谈经典，也不过泛泛而谈，只能言其博大精深之边角微末。然忆他人对《人性的枷锁》一书中主人公菲利普的评价：“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想必经典，便是那“月亮”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