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授业恩师李嘉言先生之家也。
和李嘉言先生家结缘，细细算起，有六十多个年头了。
图｜李嘉言先生照片
1950年春末，我家从县前街迁回豆芽街一个胡同里的老宅子。豆芽街是河南大学西边的一条小街，在开封并不出名。当时，河南大学在豆芽街及其附近的街道购买、翻盖了一些老宅子，供教师居住。嘉言先生家就住在豆芽街路北的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向东斜对着我们的胡同。一街而居，成为街坊，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嘉言先生家几经迁移，又搬到河大西门外惠济河西岸的家属院。豆芽街在惠济河西侧，我家胡同向东斜对着的几家院子，就连着这个家属院。一河相连，比邻而居，又岂非缘分耶！
搬回自家的老宅子后，我便从开蒙的杏花园小学（鱼市口街北口，路北）转到省立一小（后改名北门大街小学，今已并入河大附中，小学不复存在）。说是转学，其实是从秋季开始，重新读小学一年级。在一小，恰和嘉言先生的长女李之舜同班，一直到六年级。这也便开始了与李家的再次结缘；对嘉言先生的认识也便从此开始。
嘉言先生为子女取名，以古代五位圣贤明君尧、舜、禹、汤、文的名字为序，颇显儒家风范。他对子女的教育很严。这从之舜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在一小读书的河大子弟不少，其中个别教授子女处处显出与众不同的种种优越感，而在之舜那里则看不到这些，也看不到女孩家常显露的骄、娇二气，给人的感觉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从寻常百姓家出来的小学生。那时候，为了消除“男女界限”，班主任经常调换座位。大约四、五年级时，我和之舜成了同桌。有一次，老师让我和之舜、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学组成“编辑部”，负责出一期墙报。我分工画报头、版式设计和版面美化，之舜她们负责编稿子。这种工作，通常是课外活动时在老师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看了一会儿稿子，那位女同学感到腻烦了，便鼓动之舜和她一起回家。之舜说:“我爸爸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不能三心二意。”那位女同学说：“都像你爸爸那样，我们都成大教授了。”“‘教授’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但，他是干什么的呢？”回到家，我请教住在我们院的仵先生。仵先生是医学院图书馆的老师，他告诉我：“教授是大学里很有学问的老师，读过万卷书，也就是说，他读的书很多很多，掌握很多很多的知识。”那一年的暑假，我和仵先生的孙子跟着仵先生到图书馆去看书。面对那一架子一架子数也数不清的书，我惊呆了。我想，这些书，之舜的爸爸肯定是都读过的。我要向之舜的爸爸学习，读很多很多的书，做一个有很多很多学问的人。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着，最后，选了一套《镜花缘》，用一个假期囫囵吞枣地翻看了一遍。
“想不到，书里面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那么多丰富的知识。”此后，我不断地去借书读。越读，便越发崇拜之舜的爸爸。有天放学，我悄悄对之舜说：“天天从你家门口过，还没去过你家，还没见过你爸爸。”之舜慌忙说：“不行。我爸爸太忙太忙，我不想让打扰他。” 我央求说：“我又不和他说话，就看一眼。行吗？” 之舜说：“好，看一眼就走，咱说好了。”这样，我跟着之舜进了他家的四合院。一进院子，看见嘉言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端个茶碗，正要往屋子里进，之舜叫了一声“爸”，就跑过去了。我则“吱溜”一下，逃也似地跑出了李家大门。
“手不释卷”是初见嘉言先生的鲜明印象，也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生都受其鞭策、受其激励的形象。
考入大学以后，一天，在七号楼前见到了之舜。六、七年没见，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个头、胖瘦、肤色都有些似她的爸爸嘉言先生。相互热情地问候之后，我急切地告诉她，如今，我已经是她爸爸李嘉言先生的学生了。她由衷地祝贺我，说：“你终于做了我爸爸的学生。”
之舜她们系的学生住在学校西南区域，而我们中文系则是住在东北区域铁塔的旁边。虽然彼此的教室和宿舍相距较远，但还时常碰面。见面时，相互说一些鼓励的话。我原来是年级《青春》报编辑部的，大二的时候又进了中文系《红旗报》编辑部。《红旗报》是中文系团总支、学生会主办的，在学校小有影响。每次“出版”，两块图文并茂的大板子往大礼堂前面一摆，便立刻招来许多系学生的“围观”。之舜可能也是“围观者”之一。有一次她说：“我看了你们这一期。”我笑着说：“请李编辑批评。” 她说：“口号多了些，是不是有点儿太‘政治’了？”我打心里佩服之舜眼光的犀利。说实话，值班主编对近几期的内容管得比较具体，我们也只是觉得有几篇稿子份量有点儿轻，但说不出别的什么。之舜这么一讲，我明白了。但还不算是真的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山雨欲来”喽！1966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十号楼与大礼堂之间的路上见到了她。当时，“文化革命”的风暴已经掀起，学校政治空气比较紧张，人人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十分谨慎。之舜说：“听说十号楼门口那八个大字是你写的？”那八个大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当时从部队传到地方、流行全国的口号。因为我的字写得好一点，系领导让我在中文系上课的十号楼的大门口用油漆写上这八个字。此后，一直到工农兵学员来上课，十多年间，那八个字被描了又描，尽管有些走样，但还保留在十号楼门口。之舜问话的时候，语调淡淡的，听不出是赞美、欣赏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我如实回答说，那是受系领导指派写的。还解释说，那个“紧”字怎么也写不好。之舜说：“你在艺术方面是有专长，将来要当个书法家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当不了书法家，也不想当书法家。”说到这里，我压低了声音，字字清晰地说：“还是那句话，我要学你爸爸，做他那样的学者。”
十几年来，做嘉言先生那样有学问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这主要是出于对学问渊博的嘉言先生的尊崇。嘉言先生在清华上学时，师从国学大师刘盼遂、陈寅恪、杨树达诸先生，毕业后，留作闻一多先生的助教，后又随闻一多、朱自清等在西南联大从事教学与研究，深得一多先生倚重。当时，一多先生自家生活也很困难，但是，为了提高和改善嘉言先生的待遇，他多次专题上书梅贻琦校长；梅校长也很赏识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在西南联大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特别给予一定的照顾。嘉言先生还是全国著名的《楚辞》、唐诗研究专家，他的《全唐诗》整理意见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关注。先生的这些简况，同学们早就从各种渠道获知并相互转告。因此，一入学，我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期盼着嘉言先生授课。直到大二，才有幸聆听嘉言先生讲授《离骚》。
图｜李嘉言先生在清华上学时的部分合照
那时候，嘉言先生兼任学校科委副主任，虽然不再做中文系主任（主任一职由院长助理钱天起教授兼），但实际上仍负责全系的教学、科研工作，还领导着学校《全唐诗》校订组的编纂工程；此外，他还担任《光明日报》的重要栏目《文学遗产》的编委一职，工作担子相当沉重。工作、教学、科研和困难的生活，压得嘉言先生过早地驼了背，健康状况不十分的好。
嘉言先生一进教室，同学们就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当时还是助教的孙先方先生解释说，李先生身体不好，但还是坚持过来给大家上课。我们请李先生坐下来讲课好不好？教室里立刻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嘉言先生点点头，向大家摆了摆手，便在藤椅子上坐下，慢慢地打开了讲稿。他先是简单地介绍了“楚辞”、“骚体”等一些名词，接着讲解篇名《离骚》的涵义。嘉言先生将汉代司马迁、王逸到今人游国恩等古今名家对篇名的解说一一介绍，最后讲了自己的看法。广博的学问、透析的讲解，让我们这些刚刚接近专家、大师的学子们折服。
《离骚》很长，但嘉言先生早烂熟于心。他讲《离骚》，是一面背诵一面给我们讲解的。说是背诵，其实是背而不诵，念而不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带情感、没有夸张语调的念。他把目光对准我们，沉稳、从容地“念”了开篇的四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然后便逐句疏通，释词解义。千百年来，对《离骚》注疏解析的作者如星、著作如云，其中影响较大、观点典型者，也多如古代圣贤。嘉言先生便将最具代表性的古今名家的见解给我们一一讲析。比如，先生讲“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时，从字意到读音、从考据到疏解，引经据典，广征博撷各家之说，又深入浅出地逐字解析，通俗浅显地说明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天赋纯美。诗虽然只有短短两句，但却涉及到了历法、天文星象、音韵训诂等许多方面的知识。
解题和起首的四句诗讲了一上午，四个课时；整篇《离骚》则讲了大半个学期。聆听嘉言先生讲课，使我们获取了关于《离骚》的丰厚广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这些正处于独立思索、独立选择人生目标、确立人格品位和事业方向的青年学子，真实地认识了做人、做事、做事业的导师。师兄杜田材先生曾总结过聆听嘉言先生讲授《离骚》的感悟。他说，聆听嘉言先生的讲授，确乎是胜景神游，眼界大开：第一，使我们领悟了嘉言先生学识的渊博。嘉言先生虽只是讲授了一篇《离骚》，但实际上梳理了自古至今《离骚》研究的义理与文脉。语义取舍往往涉及到汉代王逸，宋代朱熹，直至近代学者闻一多、浦江清、文怀沙诸位及其他研究者见解的异同。广征博取，渊博自明；第二，使我们感受到嘉言先生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嘉言先生辨名择实的考据功夫，是学界公认的。他讲究立论有所据，辨名有所本，遇有不明之处，宁作待考，决不妄断；第三，成一家之言。这是嘉言先生的执着追求。《离骚》的解题本来就是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嘉言先生坚持一种平实浅近的见解:离，别也，骚者忧愁也。他还借助赵天吏老师音韵学的文字解读（‘离骚、离忧、罹忧、牢骚，皆一声之转，上下两字同义相近，不可分别’）作为自己立论的佐证。这就远离了那些刻意求深、失之玄虚的高蹈之论，并为一些研究者所认同。嘉言先生的研究成果，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杜田材先生这番话，完全可以作为聆听过嘉言先生讲授《离骚》的河大学子的共同感悟。
图｜开封师院中文校订全唐诗工作组师生合影
听课之后，我对嘉言先生的尊崇可以说无以复加。在系资料室苌立老师帮助下，我又特别查阅了嘉言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还获悉当时嘉言先生正领导学校的《全唐诗》校订组进行规模浩大的《全唐诗》校订工作。于是，谒见先生的念头油然而生。一天下午，我从七号楼的西门出来，就近到校订组所在的西工字楼东北角，看看嘉言先生在那里是怎么工作的，如有机会，便求见先生，请他讲讲怎样做学问。“校订组”的门开着，在门外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书架，书架上和地上堆满了书和卡片。邹同庆老师正拎着一捆书往书架上放。“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卡片！”我惊奇着，正探头探脑往屋里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进去看看吧。”扭头一看，正是嘉言先生。他抱着两捆卡片，看着我，疲惫的倦容中透出慈祥的目光。我鼓足了勇气，大着胆表白：
“李老师，我是62级的……”
“啊。”嘉言先生点点头。
“我想向您请教，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嘉言先生呵呵笑着，将卡片交给邹老师，对着我说：“这可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大题目。你们现在正学习着基础课，先把基础课学好。基础课，基础课，是做学问的基础。快毕业的时候再说这个问题也不迟。”
嘉言先生略略停顿一下，语重心长地说：“给你们上课的老师，都很有学问。注意听讲，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留心向老师学习，你慢慢地就会悟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说完，微微笑着，望着我。这个微笑，长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以后，就是“四清”、军训、批“苏修”、批“三家村”，运动接连不断。嘉言先生大约在我上大三的时候就离开了中文系，领导学校科委和《全唐诗》校订工作去了。“文革”不久，嘉言先生便在那斗斗打打、冲冲杀杀的怪异的政治风暴中心力交瘁而逝世。参加嘉言先生吊唁活动时，我满脑子还是他那定格的微笑，及至看到先生清癯的遗容，我怎么也接受不了，竟禁不住悲恸失声。
我感到欣慰的是，嘉言先生已经用他磊落、勤勉、刻苦精进的一生圆满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根据他的启示，我留心向公开或私下教诲于我的于安澜、任访秋、李白凤、高文、吴鹤九、华钟彦和其他有学问的先生学习，丰富了问题的答案。我庆幸，那么多大师级教授曾教诲于我，我曾就读于河大这所富有众多大师的大学。
什么是大学，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他说，大学，非大楼之谓，实大师之谓也。我的理解，拥有很多、很高大楼的学校未必是好的大学，唯拥有众多能够称为大师的学校才有资格称大学。还有一层意思是，这能够称为大师的，不是某种“‘绣花枕头’教授”，而应该象一座拥有丰厚学问、令人学习不完的大学。嘉言先生就是梅先生所说的那种读不完其知识的大学、学不完其学问的大师。嘉言先生一生，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朴实无华却桃李满枝、硕果累累的一生。学嘉言先生那样的人品学问，做嘉言先生那样的学者，是一届又一届众多河大学子的心愿。在听了先生的讲课以后，在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先生以后，我们年级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愿望，甚至系里那些青年教师、助教也都把嘉言先生那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勉敬业、宽厚仁爱、诲人不倦、谦恭温和、顾全大局的学者风范、长者风范、领导风范作为自己做人、做事、成就事业的典范。在我选择事业方向、确立人格品位的人生关键阶段，有幸零距离地接近嘉言先生，直接聆听他的授课与教诲，使我受到因其“定型”“定位”的影响，成为一生都感恩不尽、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最珍贵的缘分。
可惜的是，我这辈子并未成为大学问家。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省里当记者，后来又被组织频频调动工作岗位，最后退休在高校党务工作的岗位上。虽然在工作期间，不忘挤时间“做点学问”，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毕竟量小，且涉及领域宽泛，不成“气候”。
退居二线后，有了时间，便“随遇而安”，开始“做学问”，陆陆续续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就是想圆50年前的那个梦，想把请教嘉言先生的那个问题给“落实”了。牛刀小试，略见成效，心里有“点巴点”踏实，但也不无遗憾：嘉言先生已经作古，之舜大学毕业后失却联系，此生和李家的缘怕是断了！
忽有一日，在去开封的城际公交车上碰到鲁枢元先生。枢元虽然低我一届，但我们常有来往。1992年我调到郑州大学不久，他便离开郑州大学“南下”，之后我们就一直没再见面。这次一见面，他便抢先说；“我正要找你。”他告诉我，早年我给他刻的藏书印至今还用着。嘉言先生的二公子之禹见了藏书印，一定要枢元找我，给他也刻一方印。我对枢元说，江南多才子，你在苏州当博导，给他请位篆刻高手刻好了。枢元说，你是他父亲的学生，他就要你刻的。
不久便接到枢元从苏州寄来的信，详细写着之禹的通信地址、电话和ＱＱ、“伊妹儿”之类。信纸上专门盖了我给他刻的藏书印，再次说明至今确实仍在使用。我打电话告诉他，给之禹刻的印已交到之禹手中。之禹是恩师的二公子，所托之事，焉有不尽心尽力之理！
自此，与李家又续上了缘。
之禹独居郑州，爱茶嗜酒。我们时而相对品茶，时而街头小酌，也时常于电话之中谈谈世事。他给我谈之舜，告诉我之舜大学毕业后的情况，说之舜最后去了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当了编辑，后来，后来······我说，后来的事我知道了。我们沉痛地叹息之舜的早逝；我们聊豆芽街，说儿时在豆芽街胡同里嬉戏，在胡同不远处“义元永”酱园腌制场院“除‘四害’”、挖蝇蛹的趣事。话题最多的自然还是嘉言先生。谈起儿时和读大学时见嘉言先生的往事，之禹批评我“胆子太小”。他说，他家几乎天天有客，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常来常往”，都是登门求教的。
“你来家，我父亲肯定喜欢。”之禹说，“一来咱们是街坊，曾比邻而居；二来因为你和我姐（之舜）同窗六年，和我又是顽童小友。还因为你是他亲自授业的学生，是登‘程门’求教的。”我解释说，儿时确实胆小，但上大学时则是怕打扰嘉言先生。他太忙了，太累了，也太辛劳了。
一日，与之禹小酌，乘着酒兴，他求我再刻一方印，给他的儿子李晨路。儿子在美国，快回来看他了。他要求，用带龙钮的好章料，因为儿子是属龙的；用圆朱文来刻，刻儿子的姓名印：要刻上边款，边款上一定要有“祝仲铨”这个名字。他要告诉儿子，这方印是爷爷的学生、姑姑的同学、爸爸的朋友、原来的街坊刻的，爷爷的这个学生在篆刻方面受业于名教授于安澜、李白凤等先生。
之禹说的条件太苛刻，换了人，按篆刻的“八不刻”习俗，是没人给他刻的。却是之禹所托，只有照办而且还不敢怠慢。我匆匆赶到淮河路古玩城，选了一方双龙钮的寿山石章料，因眼疾未瘉，特又专程去开封，请一位擅长刻圆朱文印的青年篆刻家刻制，还草拟了百余字的刻这方印缘由经过的文字，作为欵识，请篆刻家刻于印章的四面。记得款的最后曰：“呜呼！世间亲情、友情、恩情，百般感情，万种纷繁。虽无名、无状、无相，然其情殷殷、其情眷眷、其情幽幽、其情切切，岂一石能尽乎？佛家有言，见君一面，已修百年。况其情耶？刊此感言，铭之珍之。”
我很高兴，又和嘉言先生的小孙子晨路续上了缘。
唯有负之禹嘱托的，是写这篇《李家缘》。春季体检，查出高血压，不久又住院治疗。之后便是夏日酷暑，血压不甚稳定，未敢动笔。又往后，时断时续地写了三几千字，稿子竟在公交车上丢失。我写文章，是先写于稿纸，再敲上电脑往别处传的。于今，丢了底稿，我只好又重新动笔来写。尽管误了嘉言先生纪念文集的截稿日期，但我还是坚持写下来了。这是温习嘉言先生教诲的一次绝好机会，也是感恩嘉言先生的一个极佳方式。更何况，这次的写作本身就是与李家缘分的又一次纠结。之所以一直乐于保持、延续和李家的缘分，是因为我愿以真实、真诚的行动宣示：我骄傲，我是李嘉言先生的学生
壬辰中秋假日于郑州大学汉风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