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种容器能够承载记忆，我会精心挑选一个透明的时光宝盒将那些岁月纳入，时时查看，珍之宝之。从1983年9月入学，我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七年，可以说，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在此养成。离开母校三十年了，那迷人的湖畔塔影，典雅庄严的大礼堂、俊秀玲珑的老斋房、古色古香的博雅楼，灯光明亮的图书馆以及氤氲校园的书香氛围，老师的亲切形象，都有一种无言之美。斯文在兹，思念在兹。
一、感受诗的魅力
甫一入校，学校各种社团如羽帆诗社、火星文学社都纷纷纳新，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我斗胆报名，竟意外得到批准。那时上课之外的校园活动，除了听各种讲座，就是参加社团活动，这是我最期待的课外学习机会。
记得羽帆诗社的顾问有魏巍、臧克家、苏文魁等。首次参加诗社活动，是集体到黄河岸边采风。大三大四的学长在船边吟诗，举办诗歌朗诵会，“恰同学少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年轻人。那时顾城、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像《回答》《远和近》《神女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特别流行，诗中的很多警句都能背诵。为弥补自己的欠缺，我饥不择食，买了很多关于诗歌的书，如《朦胧诗选》《现代诗词鉴赏》《外国名家诗选》，还有梁宗岱的《诗与真 诗与真二集》，而朋友送我两厚册《美国现代诗选》当作二十岁的生日礼物。现在看真是杂乱无章，囫囵吞枣。
也许是80年代整体的开放性特质，激发了全社会的启蒙浪潮，时代自然也充盈澎湃的诗意。八〇和八一级的学长们将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改编为诗剧，排练后在大礼堂举办的新年晚会上表演，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我们学习的现代文学史，重要作家的排序是“郭鲁茅、巴老曹”，即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的地位在鲁迅之上，可能与郭沫若的政治地位较高有关，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凤凰涅槃》用神话中的不死鸟凤凰集香木自焚，浴火重生，比喻顽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着诗人勇敢奋斗的坚强意志，诗句激情澎湃。记得一位叫王宇秀的学姐站在前排朗诵凤歌，后排的表演者齐诵凤凰合歌，凤凰和鸣：“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翱翔！翱翔！欢唱！欢唱！”群情激昂，场面悲壮。这长诗因为这次特别的演出加深了我对诗人的理解，后来读到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对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和历史贡献也有更加客观的认识。
诗社还号召同题诗文，刊发在《羽帆诗页》上。遗憾的是，我不记得自己在这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曾经保留的几份油印刊，毕业后多次搬家，辗转千里，如今已不知去向。诗人说过，“不是所有的梦想，都来得及实现”。也许我的诗歌种子悄然滑入冻土层？种瓜没有得豆，但与羽帆诗社相逢，青春奔放的氛围赋予我细腻地感受生活的诗心，供给我精神发育期所需要的阳光、空气和土壤。由诗歌之神的引领，犹如舞台上的那束追光灯照亮我的眼睛，虽不可及，但让我从中获得安慰，汲取力量。有诗作伴，那些平淡庸常的日子亦生发出别样绚丽和光彩。
二、在十号楼上课
十号楼是我们的教学楼，中文系行政、教学和资料室都在这里，我们跟着上届学长称为飞机楼，据说其外形像一架平展的飞机。但我从来没有机会从高空俯瞰这座教学楼的整体面貌，只记得从东侧门进入，穿过长长的走廊，半弧形的门厅，到大大小小的教室上课、自习、听讲座。门厅中大红的柱子给人十足的安全感，墙上张贴的各种海报常常吸引我们驻足。
中文系当时真是名师荟萃啊！任访秋先生、华锺彦先生、高文先生和于安澜先生被称为“四老”，我们都闻其大名，很少亲聆教诲。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仅现在能想起的，有宋景昌、牛庸懋、刘增杰、王文金、李春祥、刘思谦、张俊山、王立群、关爱和、李慈健、李博、王珏、梁遂、梁工、袁凯声等老师。恰逢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正拉开大幕，老师们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文革十年被压抑的教学热情都迸发出来，所以思想空前活跃，体现为精力充沛，情绪饱满，虽有乍暖返寒，但传递给我们的是妙手著文章的阳光自信，是铁肩担道义的坦荡豪迈。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不像现在能随时下载资料，我们听课、看书都用手抄记录的土办法，四年下来就积累了一摞大小厚薄不一的笔记本。有一年搬家收拾东西，我弃之如敝屣，先生捡起，十分惊讶地说：想不到你居然看过这么多书。愧对老师的是自己未做学术研究，这些笔记都尘封起来。
与语言课相比，我更爱上文学课，能近距离感受诸位老师或昂扬奔放或沉稳内敛的精神气质。外国文学课程早已忘记，但每个周末都到电教中心看世界文学名著的录像资料，《复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约翰·克里斯多夫》《好兵帅克》等经典名著都是经过这种方式印入心田。中国文学史是分段分期讲授，重要作家作品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还有专门的赏析课。李博老师讲楚辞、王立群老师讲《史记》、张家顺老师讲魏晋文学、宋景昌老师讲唐代文学、李春祥老师讲明清文学、关爱和老师讲近代文学，都是吸引我们的优质课，毕业多年后同学聚会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王立群老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史记》而闻名全国，他的讲稿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那是后话。当代文学课，大受欢迎的当然是刘思谦老师。如果说其他老师的课会有同学逃课，躲在宿舍读小说，刘老师的课总是坐满大合班教室。有一次听她讲王蒙及其创作，剖析王蒙小说的现代派意识流写法，点评《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等作品，她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有时大段地背诵作品名句，带我们进入深邃的艺术世界。刘老师的语言表达畅快淋漓，激情十足，感染力很强，同学们都说她简直是为课堂而生。后来还听她讲茹志鹃的小说，以女性评论家的细腻心理，解读女性作家作品也许是她的强项，我们听了心有戚戚。我最佩服她的是点评精准、到位。有一次她在课堂上用“性感意识”四字概括文艺批评的流弊。当时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涌入国内，很多文艺批评文章大而无当，充斥着“某某性”“某某感”“某某意识”，似乎不如此便不入潮流。她的归纳透出尖锐和理性，我听后如醍醐灌顶。
赵福生老师讲现代文学史，略带一点上海口音，在河南人占多数的老师群体中显得特异。有一次他嘱咐我们读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学校图书馆复本量少，我不管什么时候去借阅，永远借不到。因为这书被我们系的一个同学借走后，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人传人地阅读，日以继夜地传阅，完全没有还到图书馆的可能。我们年级是八个班、两百六十多名学生啊！记得两三个月后传到我班一个同学手上时，我才得以睹其尊容。但这种快餐式阅读，仅粗略知道方鸿渐、赵辛楣等几个人物，至于其主体的隐喻象征，艺术特征和语言风格，冷幽默热讽刺等等，完全没有真正理解。直到同名电视剧《围城》播出后，我又买了两个不同版本重读，才慢慢领悟这部经典的多层意义，对作品中的人物加深一些印象。毕业后，有一年随先生到湖南探亲，他专程陪我到安化县蓝田镇，寻访《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蓝田师范学院，希望能探寻一点史迹。据说钱钟书不敢违抗父命，从西南联大来这里待了两年，组建了蓝田师范学院英文系，担任第一任系主任。遗憾的是我们来时，距钱钟书在此教书已过了半个世纪，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知情者几乎没有。此行唯一的收获是在小报上发表一篇寻访记，算是圆了大学时的追星梦。
教民间文学的张振犁老师，也令我印象深刻。他的考试方式很特别，就是寒暑假要我们搜集整理家乡的传说故事，交上来就算结课。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基本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也不知道老爷爷老奶奶讲述的土里土气、大同小异或大相径庭的故事，都是活态的神话传说，是中原文化的集聚和凝结，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和研究意义。那时没有录音录像工具，我们按照老师的安排，找到熟悉的有故事的老人，靠耳听手记，记录一个个神话和传说故事，如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女娲补天神话，牛郎织女故事、狼外婆的故事，等等。那真是一种新鲜又神奇的体验。很多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老人，个个都是故事篓子，他们靠民间说书人的口耳相传，使得这些故事得以在民间代代传播。于我而言，我从奶奶讲的牛郎织女故事，对头顶的星空常常产生无穷的遐想，而且从中进一步知道儿歌与星相、与季节的关联，诸如“天河东西，小孩儿跟娘挤挤；天河南北，小孩儿不跟娘睡”，实际蕴含着天相与寒暑节气的变化。这也是我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启蒙。
二十多年后，我接触到钟敬文先生的助手、北师大教授董晓萍女士，作为图书编辑审读她主持的民间文学及跨文化研究成果时，才后知后觉地明白，那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都有其文学原型，由此进一步了解到，张振犁老师曾师从著名民间文学大家钟敬文，是新中国第一代民俗学研究生，他在民俗学领域勤奋努力，发现中原活神话，最终创立了中原神话学派，开辟了中国古典神话研究的一方天地，也奠定了中原神话研究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如今在星空满布的夜晚，举头仰望，依然感谢张老师在课程之外带给我的教益和他特殊的传授方式。
三、在任访秋先生门下
有人说，幸福不是经历什么事，而是记得什么事。在河大七年，最难忘的当然是跟随任先生读书的三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走向。比懵懂无知、少不更事的本科生多了几分成熟，但总体仍是校园学生的单纯，单纯的好处就是能心无旁骛，集中精力读书记笔记，也许称为黄金岁月更恰当。
任先生在我们1983年入校时，兼任中文系名誉系主任，出席系里的迎新会议并讲话。但我万万没想到四年后能亲炙左右，得到学习请教的机会。1987年投奔先生门下时，先生带的八五级沈卫威和张宝明师兄四人还没毕业，正是写论文的关键时刻，1986年先生没招研究生，所以我和姚伟、金勇三人都感觉特别幸运。第一学期上课时，先生收了一个1986级研究生李君旁听，因为李君申请的编辑学专业当时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选修我们的文学专业课，学分修满才能申请文学硕士学位。所以，跟随任先生听课的还有这位仁兄。
研究生课业不多，给我们授课的除了任先生，还有刘增杰老师、赵明老师、关爱和老师。刘增杰老师任系主任，不苟言笑，望之俨然，课后我们很少跟他交流，我是论文开题后才敢向他汇报。研究生复试面试时，他微笑着批评我“线性思维”，不啻当头棒喝，使我时时自我惕励，一日也不敢忘。赵明老师给我们讲授鲁迅专题，时常笑眯眯的，因为他女儿丹珺是比我们低一届的研究生，经常见面，所以与赵老师有更多的交流话题。
任先生住在南门外一个小院里，南门外的小湖那时尚未整修改建，似是一个大水塘，夏天湖面铺满荷花，秋冬则挺立着萧索枯枝。顺着小路穿过去，左边就是一排排平房院。我们到任先生家上课，是在先生二楼书房，房间不是特别宽敞，书柜、书桌和两个不大的沙发就挤满了。我们进院一般先和马师母打声招呼，径直上楼，总发现先生已早早坐在书桌前等着我们。先生似乎很少锻炼，有一次师母说，先生总是早上四点多起床，看书写文章。其实先生那几年非常忙，时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
每次上课来回都要经过南大门，但我从未认真打量过这座牌楼式古建筑。端庄古朴的南大门与肃穆雄伟的宫殿式建筑大礼堂遥遥相对，在南北同一条中轴线上。看校史才知道，南大门落成于1936年，大门正南面镌刻有校名，北面门楣上有柳体金字书写的校训，正中上额从右至左横书繁体字“止于至善”，两侧小门上书有“明德”“新民”。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座古建筑历经八年抗战得以幸存，但不知为何1953年门楣上的校训去掉了，可能我们在校时仍是空白？我们大二时，也就是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胡耀邦总书记题写了校名，我们都兴奋地戴着新发的校徽到大门前合影留念，但少有人在北面照相。南大门在2002年庆祝90周年校庆之际被彩绘一新，“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又重新悬挂于内侧。以我肤浅的理解，“止于至善”是对一种难以抵达的精神境界的期许，这四字像无声的师长时刻警醒在校学子“学不可以已”，做人做学问都应孜孜矻矻，勉力不懈。
我们求学时，同学中流传着“和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师之间，只隔着我们导师”的典故。任先生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时，上过钱玄同的课，后到北大听胡适的课，因此引两位老师作为楷模，书斋取名为“同适斋”，1935年在北大研究院则师从周作人。这就是典故之由来。我们三个是任先生招的第一届近代文学研究生，前几届都是以现代文学名义录取的。当时先生已七十八周岁，可谓高龄导师。任先生给我们讲的第一课是“近现代学者谈治学方法”。我后来在他的文集中找到相关文章，见他这样概括自己的治学经验：“在治学上，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国过去的文化遗产，在研究上，重论据，采取无征不信的态度。”学界都把任先生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看作是清代朴学大师之传承，他给我们作讲义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论著，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本，逐一题名。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却着眼于思想史与学术史，这种大思维和大视角，泽被一脉后学者，影响深且远矣。
先生八十大寿时，系里郑重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具体情景已不甚了了，但会后叨陪末座，蹭一顿高规格的饭却是记得的，当然与今天的大餐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席上有一道开封名菜鲤鱼焙面，说是取新鲜的黄河鲤鱼烧好，焙面则是将擀好的细如发丝的面条，油炸后膨胀为雪白粉丝状，一缕缕贴在鲤鱼上，这菜品色形味俱佳，让人一吃难忘。似乎日子一晃先生就远去了。2013年回母校参加任先生文集首发式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先生已西去十三年！会议在金明校区举行，新建筑错落有致，美轮美奂，但感觉老校区才是我的精神家园。会后在校园里看到一尊雕塑，我不假思索地对关老师说，应该为任先生也立一尊雕像。关老师不理会我的没头没脑，平静地说，也曾有过动议，但因不好平衡而作罢。其实，任先生作为近现代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推动了这一学科研究的繁荣，使河大成为重要的近现代文学研究重镇。鲁枢元老师称为传灯录中的刘增杰、赵明、刘思谦、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等，都是先生的传人。先生的十三卷文集就是他的纪念碑，这块碑也会矗立在受教于他的学生心上。
人生总有许多偶然，充满不确定性。我跟任先生读书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后，我与先生讲义中的历史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陆续相遇在故居或墓地，并试图重新认识他们。那次从开封回京后，我暗暗发愿，对照先生的文章，逐一探寻他在北京读书及活动的地点，勾描出路线图，再记下今日之变迁。我也多次设想，如果三十年前有现在的认知和定力，从旁观察观摩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此生可能不像现在入宝山而空手归。
1990年6月离开先生，告别母校，标志着我的学生时代彻底结束。蓦然回首，我们亲历的八十年代成为一个时代背影，渐行渐远，倏然沉入历史深处。但作为历史的深刻隐喻和象征，八十年代以其波澜壮阔、高扬理想主义大旗被反复提起、铭记、缅怀。于我而言，撷取的记忆只是一滴海水，但已包含海水的全部味道。
作者简介：于淑敏，1983年入读中文系，1987年攻读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0年6月毕业，先后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日报社工作，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