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1999年7月，我参加高考。那时候恰逢赶上高校扩招，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河南大学，高考考了665分，那年全国分数线是664分。就是这多出的金子般的1分，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让河南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很难想象如果与河大失之交臂，我内心将是怎样的黑暗与痛苦。就这样，我就像一粒发芽的种子，告别了贫瘠的土壤，怀着无限的憧憬来到了河大这片沃土。
宿舍同学合影
2003年毕业前在大礼堂前留念
揣着录取通知书，满怀兴奋与喜悦，我在父亲和哥哥的陪伴下，提前一天到学校报到。河大中文系男生宿舍位于东操场边儿的13号公寓。那天，宿舍其他同学都还没有提前报到，房间空荡荡的。晚上我和父亲、哥哥就住在宿舍里。躺在床上燥热不说，最讨厌的是蚊子，嘤嘤嗡嗡，半夜在耳边飞来飞去，我们浑身都被咬出了好多疙瘩儿。以至于多年后每次和家人回想起当年上大学时的情景，家人都会苦笑感慨：“河大的蚊子真厉害、真咬人呀！”
河南大学，我心中的博雅之堂，从此开启了我的人生新征程，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在这里，沐浴着清新自然的空气、沉醉于古朴典雅的建筑、浸润在馥郁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中，我像《红楼梦》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我在笔记本上暗暗告诫自己：“考上河大，不能到头来宝山空回！”
清华大学教授梅贻琦曾经说：“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大也，谓有大师之大也”。河大中文系薪火相传，汇聚了一大批大家名师，他们潜心传道、认真授业、耐心解惑，给我们以思想的洗礼、精神的熏陶和心灵的启迪。华锋老师讲先秦文学，在课堂上吟诵经典，总是脱口而出。他要求我们熟背《诗经》《离骚》中的经典句子。我那时比较胆小，最怕他上课时提问，尽管也深知他是为我们好。胡山林老师上课总是从容裕如，他的声音抑扬顿挫。他是一个参透人生的智者，总是在洞明世间万物的情怀中，与我们分享文学与人生的感悟。至今还记得他上课分析史铁生作品时的情景。他还建议我们最好把学问与自己感兴趣的事结合起来。常萍老师给我们讲唐宋文学，她上课时激情澎湃，洋洋洒洒，收放自如，再加上长发飘飘，颇有儒者大将风度。她讲李白的《将进酒》，完全融入了她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讲出了一种至上艺术境界，让我们沉浸其中，陶醉不已。其他如教古代文学的曹炳建老师、王利锁老师，教现代文学的杨萌芽老师、孟庆澍老师，教外国文学的袁若娟老师、赵宁老师，教圣经文学的梁工老师，教古代文论的张大新老师，教音韵学的郭振声老师，教普通话口语的蔡玉芝老师等等，难以一一列举，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文系的老师思想并不保守。记得刘景荣老师为我们开设当代文学课，当时新生代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刚出版不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及时引入课堂，为我们分析讲解作品。我印象刘老师还出了一道思考题：“从梁生宝到高加林，再到倪可，你想到了什么？”河大老师批改作业也非常认真。记得有一次教欧美文学的袁若娟老师，让我们写有关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评论，我写了一篇作业交了。等作业发下来我发现袁老师在后面做了具体点评，并说我的论点能够自圆其说，也给了一个不错的分数。大学毕业后，我把大学期间的作业略加整理，后来都发表了。有时河大老师的一句话，就可以足以让我们铭记一辈子。如教我们民间文学的高有鹏老师，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正是拔节的时候，而不是结穗的时候，趁现在大学时光，要好好打好基础。”这句话被我一直铭刻在心。后来本科毕业后2008年我重回河大读在职研究生，刘增杰老师、孙先科老师、刘进才老师、孟庆澍老师、白春超老师等都给我们上过课。刘增杰老师年龄虽大，但精神矍铄，讲起课来观点精到，很少拖泥带水。他从观念层面到具体操作层面，从做学问到做人，引导我们如何写论文，可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本科毕业时我写的论文是关于沈从文。后来再考入河大读在职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依然写的是沈从文。沿着这个方向我一直锲而不舍，直到前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沈从文的专著。正是从读本科到读研究生阶段，河大中文系老师启发了我的文学灵感，激发了我的学术兴趣，从而为我的专业发展和学术追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河南大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校园文化氛围十分浓郁。学校经常会邀请一些文化名人来讲学交流，开阔我们的视野。如曾经邀请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饰演曹操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到校讲学。我印象那天人山人海，雨过天晴，大礼堂入口处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报告中，鲍国安现场学曹操的“三笑”，学的惟妙惟肖，博得了满堂喝彩。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栏目非常火，学校还邀请过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李佳明来学校交流。据说原本王小丫也要来，因故未能成行。李佳明告诫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将来做准备”，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河大中文系也经常邀请学界大家来讲学，以活跃学术文化氛围。如曾经邀请王富仁讲鲁迅，邀请鲁枢元讲生态文艺，邀请吴福辉讲“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还曾经邀请老舍先生的儿子舒已讲老舍。舒已将自己父亲的形象精炼概括为北京人、旗人、满人、穷人等“六种人”。河大教授也会在校园举办讲座，如刘思谦老师讲女性文学、孙先科老师讲当代小说、王立群老师讲《选学》研究等。河大大礼堂是百年河大的精神地标，学校在这里经常会举办一些校园文化活动。大学时我在大礼堂观曾经看过史诗剧《切格瓦拉》、话剧《茶馆》，还有根据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改编的舞剧《化蝶》等。河大大礼堂每周末还会放电影。《安娜·卡列琳娜》《泰坦尼克号》《乱世佳人》《我心不死》等这些电影，都是那时候看的。学校还统一组织观看过根据作家张平反腐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学校校园文化活动也充满着现代青春气息。我们那一届学生有幸赶上了河大九十年校庆，当时学校邀请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河南大学，在大礼堂前广场举行演出，可谓明星云集、星光璀璨，大礼堂前广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河大周末文化广场也办的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大礼堂前，正巧听到台上一个女生自我陶醉演唱英文歌曲《友谊地久天长》，悠扬的旋律多少年来一直在内心久久回荡。
在河大读书时，我自认为还算勤勉自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每天从寝室早出晚归，挎着书包，拎着水杯，或到教室，或到图书馆，或到僻静的草坪上去看书。有一段时间，我对戴望舒的诗歌很感兴趣，我还把他的《寻梦者》中的名句“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妍妍的花来的，去寻求无价的珍宝吧”，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寝室床头，以此来勉励自己。大一下学期，我在河大中文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的刊物《追求与探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文章《转变观念 落到实处》。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出来，内心兴奋不已。那时候我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记得曾经在河大“九九十大新闻热点及风云人物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评论奖”。回忆河大岁月，我也读了不少书。外国的如莎士比亚戏剧、《红与黑》《复活》等，中国的如余华的《活着》、张炜的《古船》，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张承志的《黑骏马》等。我记得阅读余秋雨的《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话：“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漠，一种无须声张的真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这段文字我很欣赏，那时候专门抄下来，大概也是自己渴望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心态使然吧。有一段时间摩罗、余杰的书在大学生群里不胫而走。而今，工作繁忙再加上人事纷繁，再想沉下心来读书已经成为奢望。毕业前我还写了一首诗《相信自己》，那是毕业时面临迷茫未来的真实内心写照，至今读来仍感慨万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通过不懈努力，我大学四年顺利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荣获了奖学金，当然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河大，开启了我的理想之门，见证了我在理想征程中的青春奋斗足迹，让我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兴趣追求，成为我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河大无形中还塑造了我的性格。记得有一次，一位河大领导在大礼堂前活动讲话中，把河大学子和郑大学子做了一个比较。他说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天马行空式”的，有闯劲儿；而河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温柔敦厚型”的，有底蕴。大概意思是说各有千秋。河大让我从内向走向开放，从自卑走向自信，从懵懂走向成熟，从贫乏走向丰富。回首河大岁月，我感到自己并没有在碌碌无为、浑浑噩噩中度过。当然，在河大也有青春的感伤，也有些许的遗憾，但更重要的是沉甸甸的收获。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学，这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当你一踏进它的大门，便会豁然明白，你已经从孩子变成了大人，青春岁月开始了，这是你的黄金年华，连空气都像美酒一般醇香醉人”。河大读书的时光是我一生的芳华。如今，时常怀念河大的一草一木，怀念河大古朴典雅的大礼堂，怀念河大亲切的良师，怀念我们宿舍的兄弟们。尽管大家天各一方，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彼此都在心里惦记着。怀念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如同醇酒，我将之珍藏于心。河南大学，我的母校，犹如我的精神脐带。如今在工作岗位上，我依然时刻铭记着河大“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时刻不忘坚守、传承和弘扬河大精神。我魂牵梦萦的母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发觉自己内心的眷恋之情愈发炽热、历久弥新。
（黄高锋，男，现任许昌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副教授。1999年9月至2003年6月在44118太阳成城集团读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