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百年赓续，师恩恒久铭心。夕阳下铁塔的余晖，映照着一代又一代的河大44118太阳成城集团学子，百年历史沉淀方有如今气象。黄河哺育了几代44118太阳成城集团师生，河水东流不返，留下的学术传承却愈发深厚。会百年院庆之际，感念师恩，弘扬文脉，杏坛名扬，桃李流芳。今天让我们走近潜心育人的刘增杰先生。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前提。在研究生培养中，偶尔还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譬如有的导师不合适地使唤学生，而不关心学生的成长，有的导师指导学生不尽心，致使学生反复更换论文选题。对于我们来说，研究生招生指标是极为珍贵的，每一位研究生都是协助导师进行科研的重要力量，如何把导师、项目、成果与研究生指标的分配统合起来，产生最大效益：完成好项目，培养出好人才，产生出好成果。如何调整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把师生合作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把每一位研究生都锻造成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由此想到了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增杰先生。我一直认为，在如何帮助学生成长，如何处理师生关系，如何指导学生写作论文等方面，刘老师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带研究生的许多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刘老师的影响。
1995年，我们选修了刘增杰老师的鲁迅研究的课程，听了几次课后，刘老师就成了我满心崇拜的对象，决定要考刘老师的研究生。那一年，刘老师61岁，而我刚刚21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老师在我们眼中都是带着光环的。他的课把我带入一个陌生的精神空间，和我们在农村面对的人、事完全不同。来自农村孩子没见过世面，自卑感严重，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才鼓足勇气到八号楼门口等待刘老师，终于与刘老师搭上话，结结巴巴地表达了考研的想法，刘老师很耐心，热情鼓励我认真备考，但我不知该怎么接话，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次考研失败了。我回到一所高中工作了两年，两年中一边教书，一边偷偷地备考，读了很多专业书，把杨义老师的小说史抄写了好几个笔记本，这次考试就从容了许多，后来知道笔试成绩是第二名，在同届考生中算是很优秀的，后来复试成绩也很好，几位过线的同学全部录取了。不过，复试前还是很紧张的，曾想过直接找刘老师毛遂自荐，也因为自卑和怯弱，没有敢这样做。当时我在安阳师专读书时的一位老师，因为欣赏我的逻辑思辨能力，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给关爱和老师。跟着刘增杰、刘思谦、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孙先科老师读书三年，我慢慢对文学研究有了一些理解，人也渐渐地自信起来。
刘增杰老师指导研究生非常尽心，无论是在课堂上授课，还是日常生活中与学生交往，他集中关注的都是如何帮助学生成长。解志熙老师在谈到“导师”的意义时，曾高度肯定刘老师是“推着”学生前行的老师，“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其实是被刘先生‘推着’一步一步走向学术‘前沿’的”（解志熙《“导师”的意义——庆祝刘增杰师八十华诞感言》）。我们那几届研究生，也都深深地感受到刘增杰老师潜心育人的热情，感受到导师组推着我们向上攀登的力量。
刘增杰老师的授课，除了讲学术研究的方法，还重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引导。譬如，讲胡风的文艺思想，他重点讲胡风的人格与追求，讲王实味的文学观，他侧重于王实味的个性与环境的矛盾。他以其他文艺理论家为例，告诫我们为人要远离名缰利锁，为文要忠实于自己的思考。刘老师很看重散文写作，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就是为了完成他布置的作业。这篇散文今天重读让我脸红，过度重视音乐性和画面感，以充满雕饰性的语言表达对自然、朴素的向往，刘老师的批语对此有所不满，“也不能完全崇拜自然，人工的有时候也是好的”，他要求我们写内心真实的情感，写对生活真切的感悟，大约是感觉我的观点有点偏激了。
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上完关爱和老师的课，我写了一篇《刘增杰和他的文学思潮研究》的课程论文，论文批阅后返还给我们，我很激动地发现在批阅意见之后，关老师要我“与刘老师联系，修改后送《河南大学学报》”。刘增杰老师认为文章准确地概述出他多年来学术追求，对他的学术研究的整体评价是客观的，并删掉一些溢美之词，由我送给学报编辑刘剑涛老师，很快就刊出了。
2001年5月底，在沈卫威老师的推荐下，南京大学的许志英老师拟录取我攻读博士研究生（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到复旦大学读博），同时接到刘老师交给我的写作任务，希望我和他一起完成一篇书评，评论许志英老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完稿后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出。交给我这个任务，是刘老师在有意培养我。他拟定了提纲和主要思路，并写出一些重要段落，让我认真研读书稿，完成论文的主要内容。那个暑假，我从他的书房里带回十几种相关论著，在安阳老家一边研读思考，一边在树荫下挥汗如雨地写作。大约十几天的时间，给刘老师寄出初稿后，我如释重负，开始抱着刚两个月的孩子在村子里转悠。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刘老师的回信，要求我对文章进行修改。在初稿中，我笔无藏锋地提出许多商榷性的意见，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从“启蒙”、“个人主体性”等角度梳理现代文学主潮，会造成许多遮蔽，在评价五四新文学与左翼文学、前期延安文学和后期延安文学的关系时，会出现某些偏差。刘老师认为这些表述太尖锐了，观点需要平和一些，思路需要开放一些，在文学史研究中，从不同角度进入历史，都会有独特的发现。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不要放火烧别人，也不要引火烧身”。这是对我进行思维方式的指导，同时提醒我要注意文字表达的分寸。在回信中他还特意说，可以“多使用短句”，我后来喜欢使用准确、简短的句子，可能就是受了刘老师的影响。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刘老师在回信末尾签名“增杰”二字（刘思谦老师不同，她习惯只签一个“刘”字），这让我受宠若惊，感到无比的幸福。后来才知道，刘老师给很多师友的信，都是如此签名的，这是他尊重学生的表现，他期待的是和学生平等对话，是把学生作为和导师平等的人来对待的，他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小狗也要大声叫，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年9月份，我成为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师从吴立昌老师。当时生活拮据，一心想着尽快完成学业、争取早点就业，刚入学就提前确定了论文选题：一知半解地阅读了几本清代学术史，阅读章学诚、戴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一些著作，还有意选修了陈允吉老师的佛学课程，想选择文学与学术的关系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并且直接写信向刘老师请教，汇报自己幼稚的想法。我那时候喜欢写很长的信件，也没有考虑会不会因此浪费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我很快就收到刘老师的回信，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刘老师是如何指导研究生选题的，更可以看出他对学生成长的殷切期待，这里将信件复制如下：
新军：
来信收读，颇觉温暖。信中所谈的思想波动，我均能理解。因为人时刻都在因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精神上的反应，老年人也是如此。此也并非坏事，思虑，甚至忧虑，是前行的动力。试想，当一切都感觉过于良好时，那里还需要追求呢？
几年来，我对你的印象很好，就品德讲，纯朴、真诚；就学业论，虽有家室之累，仍孜孜以求，不是混文凭之人，而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总想在学问上做成一件事。且几年来进步颇大，思考问题比较深入，文字能力提高很快。就我的感觉看，你在学术上是会有成就的。只是，毕业论文也不能急，毕业论文选题要审慎，怎样使选题既有全局的意义，又相对小一些，做起来比较容易些。你关注的学术和文学的问题，先读书打点基础很好。但学术难度极大，任先生只是草创，……关爱和倒是先走了一步，而我则望而却步。忌贪大贪全。《文学报》10月18日载学术增长点信息，可以参看。但如果大家都认为是学术生长点，又会一拥而上。学术研究是走自己的路，但也还是给我们启示：选题很重要，文评胡明来讲学，有句名言：好的选题是成功的70%，我对此有同感。
刘剑涛回家了，我昨日去学报，他们答应学报和稿酬同时寄出。
又读了你的那篇文章，虽说对我的评价仍有溢美之词，但我觉的你是知我之人。对你还是感激的。
师母潘国新问候你。我11月可能去上海大学开会，届时再联系。
祝好。
增杰 10月24日
很显然，刘老师认为我的选题是不可行的，但他并没有直接否定我读书和问学的热情，只是委婉地指出“学术难度极大”、“忌贪大贪全”。他不赞成过早地确定选题，“毕业论文也不能急”，“先读书打点基础很好”。他指导学生选题的基本思路是很明确的，“选题既有全局的意义，又相对小一些，做起来比较容易些”，他还认真地引导我靠近本学科的“学术增长点”。给我写这封信的2001年，是刘老师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他的研究成果集中涌现的一个高峰期。刘老师后来还强调，要通过写作学位论文找到自己，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可能是受到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研究生选题应该具有生长性，研究者要和研究课题共同成长，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够在思想和情感上全部投入，而不是把写毕业论文当成外在的任务。
2002年5月，又接到刘老师一封信，谈的还是研究生论文如何选题：
新军：
近好。
评《主潮》文总算在第二期刊出。现在出版周期很长，主要是稿挤。收到他们寄来的丛刊之后当寄去一册。你写的徐玉诺的稿子，6月份可望出来。《精神中原》一书，也是拖厉害。
我和师母身体尚好，只是工作效率已经减缓，做起事来力不从心。文评2期解放区文，算是去年我两个月的心血。文评每年都刊有青年学者专号。2001年的专号不错，一些研究现代文学的文章，从思路到选题都值得研究、学习。一般人作文，要么材料堆砌，要么空对空。这些文章，在观点与材料的处理上，比较得当。
我们计划暑假到加拿大探亲，不知行程有无困难。如经过上海，届时将会约你见面。
祝好。
增杰 2002年5月10日
刘增杰老师的历史意识非常强，信中所谈的“文评2期解放区文”，是指刊发在《文学评论》上的《静悄悄的行进—论9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一文。从这篇文章以及此文前后发表的《进展中的缺憾—略谈文学史建构中的史料缺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1期）、《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可以看出这两年刘增杰老师正在致力于建构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路径。他反对材料堆砌，反对空对空，主张“得当”地处理观点与材料的关系，或者说史料与阐释的关系。并以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及时传递给学生。从行文来看，他是期待着我能够选择历史化的研究路径：在大量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得出“有价值”的历史观点。遗憾的是，在当时我未能透彻地理解老师的深意，直到我做了好多年报刊史料之后，才明白刘老师浅显的话中，存在着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奥秘。在绵阳召开的关于文学史料问题的研讨会上，陈子善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河南大学的刘增杰老师是唯一的在认真建构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者”，史料而能成为“学”，需要思考太多太多的问题，“得当”地处理观点与材料的关系，也是刘老师所说的“一般人”很难做到的，没有长期史料整理和历史研究的经验，很难理解其中的奥妙与复杂性。
2004年毕业，我开始四处求职，在吴立昌老师的帮助下，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愿意接纳，苏州和厦门两所大学也同意录用。我当时曾写信给刘老师汇报情况，他的回信很及时，还是以朋友的口吻帮我分析利弊，说河南大学可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最重要的是，河南大学刚刚成立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希望我能够入站，这样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他最关心的，依然是学生的成长问题。
听从刘老师的召唤，我回到了开封。那些年，刘老师策划了好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青年学生的期待，他要求我们认真写作参会论文，学会组织学术会议，学会与专家们交往。在文学馆二楼召开的小会上，他经常问我们最近读什么书，有什么研究计划，并针对每个人提出很好的建议。刘老师最看重锻练身体，他是把我列为Couch potato一类人的。同学们上门拜访，他习惯回赠小礼物，他特意挑了一块普洱茶，说这个很适合我。每次路上相见他都要说：你要加强锻练了。在游泳池见到我他很高兴，鼓励我要坚持下去。
刘老师多年来对学生的引导，让我们如坐春风。在我们求学和工作的道路上，他在关键时刻的指点，在日常生活中的启发，让我们内心时常充满了感动，让我们向上攀登的动力更为充足。刘老师曾写作万字长文“中原播绿六十年”，肯定他的老师任访秋先生潜心育人的痴迷，实际上这正是刘老师对自己的期待，也是他对自己的学生的期待。我们从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孙先科老师，也深深感受到他们培育青年人的热情。立德树人的理想，就是这样通过师生关系传承下来的。刘老师的学术追求、育人理念与方法，延续了人文精神的灯火，对我们这一辈50岁上下学生来说，是一笔至为宝贵的财富。
感谢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2022年6月28日
